在形而上学这部影片中，技术没有找到可扮演的角色。严格地说，形而上学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有的只是理论哲学的一个相关物而已①。然而，当科学—即理论的纯粹理性的领域—变为“技术科学”之后，每天都在召唤康德意义上的“实践”，也即“伦理”做出回应：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渗透不断变得确凿无疑。对于事实所造成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后果(既然我们有诸如“哥白尼革命”的说法，那么此处不妨用“革命性”一词)，我们今天已不可能视而不见。
然而，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渗透却从未引起人们的反思。
此外，通过技术科学，科学变成了科幻片，变成了一部电影，而且遍布着已经成为现实的图像、模型和模拟，以及我们可称之为“空想”②、本体论的圈套之类的东西，它们就像畸形的、魔鬼般的现实那样，被公众偏见所刺透：对此，我们能否忽视？在此，我们必须提出这个关于“魔鬼”、“空想”、“科幻片”的问题，更何况在文化工业生产象征符号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对第三持留的工业化来说同样非常重要。
我们将在《象征与魔鬼或精神之战》中继续阐述上述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
这样的研究道路要求我们重读康德，他曾对“魔鬼性”、“不可社会化的社会性”必然造成的“弊病”进行过思考。这一重读应当以胡塞尔为出发点，从第一持留的角度、从对意识进行批判的角度进行；对意识进行批判，也就是将意识视为一种流动，它由一些填充过程而启动，而这些填充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意识这个投影仪的动力装置。我们在《迷失方向》中曾说过，现象学已将“主体一客体”这一关系替换为以下关系：
技术与时间
① 正如皮埃尔·奥本克所说：“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里，康德要做的是将哲学体系’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而他之所以谈论技术’的规则或‘实践技术’的规则，只是为了重申这些规则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实践哲学，而只是理论观点所造成的结果’，也即‘理论哲学的必然后果’。”《亚里士多德的谨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6页。
②“空想”原文为“chimère”，指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后引申为“空想、无法实现的计划”等含义。——译注
③ 即《技术与时间》第四卷，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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