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工业之所以能够“为它们的顾客把所有一切都图型化”，不仅是因为“我”只有通过其遴选并剪辑的图像才能自我投映，同时也因为他能够而且事实上也必须将“遴选”委托给他人—首先，根据“尽可能地付出最小的努力”这一原则，他必须这样做；其次，一直以来，他总是将这一能力委托给他的前人；而且，他若要继承前人，同时接受前人的过去时刻并将其作为他自己的过去时刻，也作为他自己在某一“我们”的范围中的未来的前提条件，那么他就必须对前人抱有一种绝对的信任，而这信任也将一直掌控着他。显而易见，这种无条件的信仰只可能是一种投映，而且假如没有了它，那么也就不会有任何持久性的委托，也即(不可社会化的)社会性。通过这些受委托人，某一绝对性的过去时刻的权威审度着“我”，正是这一权威使象征符号具有了“有效性”。
自我投映的“我”对他的那些作为既有材料的图像进行遴选和剪辑—这是一些承载着心理图像的客体图像，而心理图像正是从这些客体图像中抽象而来，正如最初的数字是一堆“代表”或“象征”一群羊的泥丸那样。“我”在自我投映的同时，首先对第三持留进行处理，并从中进行遴选，这样的遴选必须服从于诸多范畴，因为范畴是遴选的条件(是“我”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我”的时间流的统一性条件)。范畴作为条件，本身受到了图型的调配：“范畴若是没有了图型，就只是与概念相联系的知性机能，而不表现任何客体。它们的意义来自于在限制知性的
技术与时间
① 关于“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含义,参见本书第三章第11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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