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1]
在午夜快餐问题的例子中，这种划分是显而易见的。我列出了为了解决快餐问题所需要知道的大量平凡事实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些事实逐一存储于我或任何一个执行者之中，其形式是把执行者用得着的那些事实用一长串句子一一清楚地陈述出来。正规地说，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将每一个可区分的“命题”分别记入系统的做法，是心理表述的“思维语言”理论的反常的极端形式。没有人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使一本百科全书，也是经过组织，以它的明晰的表达方式而获得重要实用效果的；而活的百科全书不是为想象中的AI执行者画的拙劣的漫画必须采用不同的系统原理，以获得有效的表述和通路。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的事情：我们知道刀子在接触蛋黄酱时不会溶化掉，知道面包片比珠穆朗玛峰小，知道打开冰箱不会在厨房里造成核杀伤。
在我们身上，以及任何智能执行者身上，肯定存在着某些高效的、局部生成式的或产生式的系统，用以表述所有需要的信息(存储待用)。这样，我们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立即存储许多“事实”，并假定这些事实大体上与意义不同的陈述句一一对应地排列着。此外，我们不能指望在实际中得到所谓斯宾诺莎式解答的东西一少量的公理和定义，从这些公理和定义出发，就能推演出所要求的所有其他知识，因为在这些大量的事实之间显然完全不存在任何指定关系。（当我们如我们必须做的那样依赖经验去分辨世界是什么的时候，经验告诉我们的东西，根本不是来自那时我们所知道的内容。）
7 认知之轮：人工智能的框架问题
[1] 麦卡锡和海斯(McCarthy and Hayes 1969)指出了“认识论的”和“启发式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区分。这种不同表现在，他们把“应当用何种类型的内部标识来表达系统的知识？”这一问题列为认识论问题的一部分(见P466)，而把那个句法(因而多少表现为技术细节的)问题从设计“以信息为基础解决这一问题和决定做什么的机制”的过程问题中分离出去。
框架问题究竟是哪种问题，引起这一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试图对该议题作上述划分。因为对认识论问题所作的句法方面的回答与启发式问题的性质有着重大差别。说到底，如果系统的知识表达所用的句法极其不合常规，那么尽管那种知识表述具备准确性，启发式问题仍将是不可能的。同时有些人提出，如果现实中的知识原来就表达得十分得当，那么，启发式问题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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