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种方法的引人入胜之处还表现在：它掌握了脑的微观物理组织的奥秘，并解答了它的特定组织如何实现整个脑所表现出的表述活动和计算活动的问题。同时，这种方法也获得经验的支持，因为至少有两种重要方式，对被提出的表述和计算实现了物理上的抽象处理，其中每一种都与在整个经验的脑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实际神经结构具有易使人产生联想的相似性：大脑皮质的分层组织和小脑皮质的稠密正交基质(matrix)。
总的说来，对于用神经科学解释各种常见的认知现象，这种方法构造出一个大胆的简化策略。当然，该策略得当与否，在心灵哲学内部仍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历史地看，这一争论已经平息下来，这是由于在神经生物学中缺乏完全令人信服的一般性理论，即实际上有可能对某一常见类别的认知现象作出神经生物学简化的理论。如果在其他学科的文献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理论，至少作者没有设法使其参与哲学争论。在缺乏相关理论的情况下，反对简化论的论据得以被提出，并确实一再被提出，这时只要举出我们认知活动的某些方面，并提出这种修辞学上的问题：“究竟怎样才能通过可能对神经元基本要素作出的任何陈述，来说明‘这’，甚或为‘这’编址？”
这种修辞学的问题不公正地利用了我们想象力的软弱性，因为即使对这种现象作远非恰当的回答，也没有理由指望我们能按要求把它构想出来。但是凑巧的是，一些潜在恰当的回答确实出现在近期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中。我相信，它们的存在必然很快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简化是否可能这一抽象问题，转移到一个具体问题上：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神经生物学理论中，哪一个真正给出了正确的简化，同时也转移到它对人类整个自我概念的长远影响上。
14 认知神经生物学中的某些简化策略
P·M·丘奇兰所著“认知神经生物学中的某些简化策略”来自《心灵》（Mind)XCV，no.379，1986年7月：279—309。牛津大学出版社允许重印，并作了几处修改。
P·M·丘奇兰(Paul M. Churchland)，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认知科学系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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