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这一现象，而且OSRD的做法更是加强了这一倾向。在战争期间，正如前面的叙述所说明的，几家大型的公司和私人大学像狮子一般吞噬了大量的防务合同，从而损害了众多小企业和不那么知名的大学的利益。[49]
此外，根据OSRD的处置，战争期间高达90%的科研合同都赋予私人科研者在公共资助的研究中获得其发明的专利权的权利。基尔戈认为这一政策毫无理由地放弃了对公共资源的控制，这将对作战产生损害。他反对那种公司对科研成果的控制永远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观点。基尔戈知道，虽然将专利权授予公司是一种激励，鼓励它们创新观念，制造新型产品，采取新式工艺，但是这一政策有时也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专利权有时也会因为公司的利益而导致限制创新，从而损害了国家的备战努力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50]
尤其重要的是，基尔戈坚持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证科学研究符合公平和民主原则，并且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司法部副部长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支持基尔戈的看法，他断定，“只有政府才能够打破由私人群体对科学试验所实施的垄断”。“自由放任政策不再是一个经济原则，”《纽约时报》的科学版编辑瓦尔德马·肯普弗特（Waldemar Kaempffert)呼应他们的观点：“至少在政府有关科学的政策方面，我们应当抛弃这一做法。”基尔戈决意更改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程序，从而确保二战后的科学研究不再遵循OSRD所建立的模式。他提议成立了科技动员局，它后来演变成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该机构强调政治责任以及外行对科学的控制。根据政治负责的要求，它的负责人由总统任命而不是设立一个董事会，下设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咨询机构，它的组成人员包括各内阁部门首脑和民间人士，所代表的人士除了科学家和大型公司之外，还包括消费者、小型公司以及劳动者。此外，该机构还继续向私人公司和私立大学提供科研合同，但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拥有所有专利的公共所有权。最后，基尔戈强调这一机构应当被视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为构建理论科学大厦而构建的工具”。总而言之，他认为这个新设立的联邦科研机构成为真正民主控制的对社会负责的科研活动的庇护者，而不仅仅对科学家提供资助。瑟曼·阿诺德把这一计划称为“科学大宪章”。[51]
第1章 背景：海外战争
\*比如，战争期间，通用电气公司、国际通用电气公司（International GE）、硬质合金公司（Carboloy）和德国的克虏伯公司（Krupp）曾被指控共同制定了涉及使用硬质合金切削工具的限制贸易计划。该指控认为，对专利权的控制使得这些公司阻止美国工业引进更为先进的切削工具，从而损害了国家的备战。战争期间，该案被延迟审理，但在1948年，这些公司都被判定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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