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这一结果的这些观念在相互重叠的技术圈、管理层以及军方那里也有着自身的根源。首先，在技术圈内，这些观念包括了对形式的、抽象的以及计量的表达与解决问题方法的偏好，对控制、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迷恋，以及尽可能消除不确定性、偶然性以及工人误差的相应欲望。这些观念自身表现为对计算机以及数字技术的热情，对远程控制的追求以及对无需人工操作的机器的渴望。它们还反映为对人工技能的普遍贬低、对工人的不信任以及持续消除两者的努力。(这样做，当然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名义进行的，它减少了人类劳作的程度，并克服了熟练劳动力的常年短缺。）最后，这些观念还表现为对各种新奇与复杂事物以及新式方法不管它们是否得到了检验—的久远崇拜，与之相伴随的是对已经得到验证的更为简单的方法的极端鄙夷，并且出乎人们意料地把经验视同落后。
其次，在管理层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都与控制这一基本的执著有关，控制的范围既包括生产中的物质活动也包括人工活动。这种观念体现了一种传统的制造业哲学，它坚信任何管理层控制的加强都必然转换为效率的提高以及利润的提升，而要提高管理层的控制就必须通过劳动分工的细化、工作任务的简化以及去掉工人的技能。管理层对控制的关心还反映了生产中持续的阶级斗争，二战后的“国内战争”。在这种环境中，管理层追求控制，并相应地希望削减工人及其工会所行使的控制。这种对控制的追求与其说是达成其他目的比如效率或利润的手段，毋宁说本身已经成为目的：扩大权威，保住地位与特权，捍卫并宣称管理层的决策“权力”。在此，对控制的关注本身也体现了对工人的不信任，对工人知识的轻视以及自动化工厂的梦想。
最后，在军方，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则植根于命令与控制的军事传统。战争结束后，这种集中控制的操作传统演变成一种情绪，一方面受到对“国外战争”的恐惧的激发，另一方面则受到新的技术可能性的鼓舞。这种迷恋情绪自身则表现为精密的先进武器、对采用计算机集中命令与控制系统以及通讯网络的崇拜，此外就是不计成本而不是根据现有的人类能力追求武器性能，以挖掘很大程度上未经检验的技术潜力。军方对总体控制的追求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更加刺激了技术狂热，同时也助长了管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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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未曾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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