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一个政府工厂调查了49名机械工是否愿意受训以操作数控机器。只有两名工人不十分情愿地报了名。然后对这两名工人加以培训，穿上白色的新工作服，并允许穿白衣衬衫，打上领结。地板上铺上瓷砖，打扫得一尘不染。这种特殊待遇与标志创造了一种气氛，使得又有几名机械工要求加入。
另一家大公司则通过将最复杂的五轴机床分派给工头“来解决这种潜在的劳工问题”。“这里再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小型企业管理局指出，“操作数控机器的特权减轻了许多人对于转移到数控设备的恐惧与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提加了工资，提升了职位等级，此外还有其他的福利使得数控机床对于那些在意身份的工人来说极具诱惑力。它们也意味着，即使是数值控制革命，管理层仍然依赖于工厂里的工人，需要他们的技能、合作以及工作意愿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生产的中心要素、成败的关键、利润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人。因此，自数值控制发明的15年后，两名工艺工程师撰写了一篇《数控时代的工资激励的理由》 (A Case for Wage Incentives in theN/C Age).
有人认为，在自动化生产条件下，机器基本控制了制造周期，这使得工人的重要性在下降。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操作工操作失误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让机器正常生产，不管是设备的利用程度，还是资本的回报率，都将急剧下降。
研制数控设备的基本前提是致力于提供比传统机器生产能力更高的加工能力。此外，它们还可以让操作工“降低技能”。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人工因素仍然是设备最优利用程度或机器产出量的主要因素。它向管理层提出了一个并未结束的问题，因为最大限度的设备利用是确保丰厚的资本回报的前提。[33]
不仅试验新型设备的经历提醒了管理层生产过程中人员因素的中心地位，而且“人的因素”本身也不断说明这一点。工人厌恶并抵制管理层的攻击。对于管理层来说，数值控制是一种管理层的武器，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管理层的特权，集中生产的控制，弱化工会，压制工人对产量的限制或“怠工”，让那些“顽固的”工作惯例无效，降低工资与职位等级，强化操作步骤，而最终也许会让管理层从“工人”那里“解放”出来借着进步的名义。“自启动自动化之后，”沃顿商学院咨询师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管理层开始承担管理机器与人的新职责。”这种欲盖弥彰的攻击并不能逃过工人的眼睛，不管是在车间还是在地方工会，甚至那些最支持技术进步的工会领导，也都警觉起来，予以回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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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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