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害怕并抵制技术变化的说法是一个在大众、管理层以及学术界广为流传的有关进步的老观念。“在各类抵制变化的类型中，”希尔斯认为，“也许最常为人们讨论的是产业工人对技术变迁的抵制，最近它表现为对自动化的抵制。”1961年，耶鲁大学的尼尔·张伯伦宣称：“管理者致力于变迁，而工人则极力维持现状。”“自动化问题上有不少问题困扰着商人，”约翰·迪博尔德预计，“也许最为紧迫的是劳工的抵制。”但是，这一普遍的看法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至少就20世纪的工人而言可以这样说。因为，与管理层和科学界的人一样，劳工也全盘接受自由主义的进步意识形态，并将它内在化。劳工领袖极力向世人证明，他们也是理性的、可尊敬的，并且也是进步主义的—以此避免那种目光狭隘、反动的、自私自利的、阻碍社会进步的、非理性的社会耻辱形象。劳工议员支持技术进步，而那些因此而失业的工人则坚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社会进步，如此他们也对社会福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工会对技术变化的阻碍只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常情，”杰克·巴贝什（Jack Barbash）在其研究 20世纪技术与劳工的著作中指出。最近密歇根大学的多里斯·麦克劳林（Doris McLaughlin）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该研究将劳工的地位描述为一种对他们认为是“必然的”与“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适应”与“接受”。事实上，麦克劳林发现，“抵制”更多地存在于中层管理人员，而不是工会会员中。欧文·伯特也在其调查怀曼·戈登公司引进数值控制的研究中发现，管理层存在着抵制现象。“机器操作工那里并不存在着抵制现象，”他指出，相反，它存在于管理层的数值控制小组本身，他们对这种不稳定的精密设备表现出一种沮丧感。麻省理工学院政策研究中心有关美国应用数值控制的研究也同样指出，“在我们访谈的公司中，没有在公司工人那里发现抵制数值控制技术的现象。”[35]
不管是好是坏，劳工都接受了这种新技术。而如若持反对态度的话，那么情形只会更糟—“一旦某个被激怒的劳工领袖诅咒自动化的话，”也就是说没有持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本·塞利格曼（BenSeligman）指出，“美国商业部的头头就会跳出来说他是一个卢德分子（卢德为英国工人，据说于1799年带动工人捣毁纺织机器。——译者注)”，一个破坏机器的疯子。但事实上，工会官员与工人们与当年的卢德分子一样，都不是那种疯狂的破坏机器的人。\*并不是机器威胁了他们的生存与权力，而是管理层使用机器作为进攻工人的武器，并掩饰其作为的伪装。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数值控制或自动化，而是管理层、资本所有者、工贼、削减工资并提高机器运转速度、失业。面对失业与制造业日益减少的就业机会，劳工无法从美好的“长远”前景的动听说词中寻求到安慰。[36]
第10章 配置：数字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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