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瑟全心全意地接受技术进步的步伐与增长的福音，试图通过工业扩张—他认为这将提高劳工的总需求——来制止对工作的侵蚀。与此同时，他极力为工人在做大的蛋糕中为工人争得更多的份额，比如保证工资协议以及所谓的进步分享协议（如与美国汽车公司签订的协议）。他还致力于减轻裁员工人的损失，比如补充失业收益、提前通知条款以及公司资助的再培训计划（与美国汽车公司签订的协议）。此外，联合汽车工会还极力维护谈判单元的团结，反对管理层试图利用数值控制作为一种夺取车间的责任与控制的企图。[43]
1960年，通用汽车公司在底特律市的费舍车身部门的第21车间安装了一部程序带控制的伯格马斯特牌数值控制钻床。公司将数值控制操作的职位按传统的伯格马斯特八轴六角钻床的方法来定位，并将该数控设备的编程工作——对于这种点对点定位系统来说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人工任务—分派给谈判单元和车间之外的生产工程师。工会针对公司的行动提请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申诉。它们认为，一方面，数控机器构成了一种负有更多责任的新职位；另一方面，编程任务不过是传统上由刀具工执行的计划职能的现代变种，因此，它仍应属于刀具工的职责范围。工会驳斥了管理层的说法，后者认为数控技术要比传统加工需要更少技能，并且在技术上完全可将编程职能与机器操作职能分离开来。\*在定位系统中，编程方法比较容易学会。工会认为，参与谈判单元的人们完全有能力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工会还坚持认为，刀具工对这份新工作拥有既定的权利，它应在全国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巧合的是，这一年自动化特种设备公司引进了新型的专用数值控制设备，它专用于设计并仅用于车间编程以及完全的操作工控制。在该年的机床展览会上，专用机床的设计者F.P. 卡拉瑟斯敦促联合汽车工会施加压力，采用这种替代性系统以捍卫车间对生产的控制，保住职位并提高总体生产力（参见第5章的叙述）。显然，这一建议并没有被听取，而这种设计方案也没有成为谈判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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