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工人面临着集装箱化的作业考虑，印刷工人则面临着电子排版与计算机的竞争，炼油工人则面临着计算机集中工艺控制的问题，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这些行业中的普通工人做出各种努力，试图避免或至少是减缓这些新技术（这些新技术的设计目的部分就是削弱工人的力量并减少他们的数量）的引进。工人们的方法是罢工、怠工以及其他各种直接行动（以及要求在引进新技术上具有否决权，比如印刷工人的建议）。但工会却毫无例外地向进步屈服。工会领袖坚决否认他们“反对技术”，避免媒体指斥他们为卢德分子，并承认技术进步的“不可避免性”，他们不得不接受反对的无效，或者热情支持那种技术变迁是促进劳工福祉的最好方式的说法。
因此，国际码头与仓储工会（ILWU）的哈里·布里奇斯（HarryBridges）“认为技术的命运是不可抵御的，（劳工）必须自我调整’才能获得生存”；相应地，他批准了防御性的《1960年机械化与现代化协议》，并将它视为劳工的胜利。印刷工人的处境也相似，虽然他们也很强大，但也有一种相似的天命注定的感觉。伯特·鲍尔斯（Bert Powers）是强大的国际印刷工会（ITU）纽约市第六地方工会的主席，他于1963年承认，在自动化的艰苦斗争中，“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有接受自动化”。工会领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接受了他们的“命运”，而只求做到极力减少损失，弥合伤口，他们的办法是游说联邦立法、重新安置费用、更多的失业补助、启动联邦再培训计划、修改社会保障条例以让提前退休的工人不致有福利损失，并通过立法来减少工作时间。[52]
1955年，第84届国会召开了长达两个星期的听证会，讨论先进技术的经济与社会后果，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严肃的理由值得为此担忧。但在同一年，美国产联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自动化会议，从此引发了长达10年的争论。1961年，肯尼迪总统把控制技术应用所导致的失业问题称为“60年代国内的重大挑战”。两年后，他的劳资顾问委员会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自动化与技术进步对于普遍福利、经济实力以及国家的防卫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应当而且能够在不牺牲人类价值并且对个人利益没造成不公平的成本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肯尼迪政府认为一—约翰逊政府也持同样的看法若想缓和劳资关系的冲突与矛盾，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肯尼迪虽然拒绝了劳工要求缩短工时的要求，但的确也鼓励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可能的减轻损失的措施。“如果工会在处理与自动化有关的地位问题上进一步合作的话，”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那么他们的要求也许会温和一些……（比如）他们可以重新审查自己设定的严格的工资政策。”53」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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