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作为工会游说与政府干预的结果，国会通过了《人力资源发展与培训法》(the Manpower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Act)，以“研究并应用用以处理自动化与技术变迁而导致的失业问题的相关信息与方法”。除了培训计划并改善新技术的信息传播之外，该法令还试图增加劳工的“流动性”，让生产中的人力因素可以像资本一样自由流动，以期在不降低公司管理灵活性的前提下帮助人们找到工作。同一年，国会还通过了《区域发展法》(the Area Development Act)，对那些高失业的地区——往往是自动化与资本流动的后果—予以援助，以让失业工人习得雇主认为是必要的新技能。[54]
这些减轻损害后果的措施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所在，并且用进步的辞令掩盖了如火如荼展开的斗争。争论也很快进入了学术领域。越南战争刺激的经济增长则引起了新一轮的乐观主义。有关新技术取代工人的争论陷入了两难境地之中。学者们认为，自动化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并宣称短期内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并且因为经济在持续扩张，它似乎能够吸收所有那些可能在未来失业的工人，他们建议，就长期而言，也没什么可害怕的。全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们现在则断言说，所谓的技术性失业不过是语词上的逻辑错误。此外，学术上就自动化是提升工人技能抑或降低工人技能的争论最后也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也是工会早已明白的事实—即不管结果是提升还是降低，它都不是“自动化”本身的逻辑结果，而是劳资双方就技术形式斗争的结果。国际机械师协会的研究部在其1969年对22家工厂的数值控制的研究中发现，从根本上讲，采用数值控制所导致的职位等级、工资水平和工人失业并不取决于技术发展，而是取决于每个具体的工厂里工会的力量与谈判手段。学术上的分析远离了现实的车间斗争，而专注于抽象的人与机器（所谓“闲暇”问题）之间的竞争，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倒向了技术决定论它恰恰混淆并掩饰了更为严重的有关控制与权力的争论。（这也是IBM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末资助哈佛大学500万美元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但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至60年代末，管理层显然重新控制了有关公众对于自动化问题的讨论。[55]
“不太可能会大量出现”那种导致失业的技术，1965年，机械及联合产品研究所的乔治·泰尔博（George Terborgh）信心十足地宣称，他还认为自动化的负面影响被人为夸大了。此外，这种新技术并未对过去的收益构成严重决裂。
第10章 配置：数字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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