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通用电气公司被判与德国克虏伯公司在战争期间合谋限制硬质合金工具的销售并使其价格固定化，爱国热情成为时代的潮流。通用电气公司在斯卡奈塔第、林恩市、锡拉丘兹和伊利等城市的大工厂的管理层与麦卡锡参议员紧密合作，致力于在工厂中清除“安全危险”。这些反共行动不过是由通用电气公司副总裁莱缪尔·博尔韦尔（Lemuel Boulware）所领导的一系列反劳工举措之一，据说博尔韦尔在1946年的罢工之后曾发誓，将不再容许这种劳工胜利。博尔韦尔宣称，工会“对斯大林有如此大的帮助，事实上成了共产主义的代理人”。1953年麦卡锡主义达到了顶峰，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拉尔夫·科迪纳（RalphCordiner）下令，对那些拒绝在议院反美行为调查委员会的誓词下作证的职工立刻予以停职。39
在艾柯一莱卡明公司的发动机部门，总经理S.B. 威辛顿(S.B. With-ington）“博士”与反共的猎手们合作，采纳了一项与通用电气公司相似的政策。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提醒发动机部门在斯特拉特福和威廉斯波特的工厂注意5个被怀疑是共产主义分子的雇员，这位执行官下令管理层“全天候监视”这5名雇员，并且在所有这类事情上，它们必须密切配合政府。但是，根据莱卡明管理层会议的备忘录的记载，这仍然不能够满足威辛顿的爱国热情。据说，“威辛顿先生认为，莱卡明公司应当找到清除这些雇员的确切办法。”结果，一位下属“被叫来准备一份关于这些共产主义分子的报告，以及一份可供其他工厂处理这类问题时作参考的纲要。威辛顿先生明确提出建议，即莱卡明公司清除掉他们’这一句可以置于报告末尾”。[40]
艾柯公司的信条“艾柯公司打造美国防务，打造未来”也可以用于整个飞机制造行业，该行业的管理层都获益于它们与军方的业务往来，尤其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绝大多数机身制造行业的劳资协议都接受了政府的管制。[41]“为确保在国家紧急状态时期不发生任何可能的怠工，”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指出，“劳资协议中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处理与政府安全有关的管制、怠工或偷窃，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每三个工人就有两个工人签署了这样的协议。”[42]至1963年，有25000多家私人工业企业接受了五角大楼的安全管制，国防部发布的手册中详细规定了如何将材料分门别类、检查雇员、监督参观人员、发放用以识别身份的证章并实施监控。在1962年，美国工业安全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In-dustrial Security）拥有遍布 48 个州的 2 490 名会员。
杰克·雷蒙德（Jack Raymond)在他的《五角大楼的权力》（Power atthe Pentagon）一书中指出，“安全部门的官员在军方当局的授意下运作……实际上夺走了大部分人事部门的权力。理论上，他们不应该具有雇佣或解雇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如果安全部门对某个未来的雇员略示不满，我们根本不会与他接触，哪怕他是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名公司的管理人员向雷蒙德透露道。“在这个新的战争时代，”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总结道，“制造工厂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单位，而在其中穿着制服工作的工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43]管理层当局高踞工人之上，原来是以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代理人的身份而合法地拥有特权，现在则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使自己的特权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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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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