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欧洲工会（尤其是挪威的钢铁工人工会与英国的飞机制造厂的工人）实现对计算机制造系统的设计与配置的某些控制的鼓舞，一些美国地方工会（比如福特汽车公司红河工厂的联合汽车工会地方600工会中的刀具与模具工人，通用电气公司林登河工厂的通讯国际工会地方201工会的“新技术委员会”成员）也有组织地抗议管理层对新技术的控制。正如欧洲工会团结了抱着同情心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来设计偏向于劳工的技术，出于相同的目标，美国工会也与大学里的技术工人结成了前所未有的联系。[41]
国际机械师协会正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创建一个科学家与工程师小组，与工会成员一道研究技术的可能性与革新策略。所有这些初步的努力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工人与工会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并不是中性的，而是一种政治，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权力，他们必须直接挑战此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管理层特权。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举措之外，他们还要求对所有与生产有关的信息享有知情权，有权参与有关新技术的设计与引进方面的决策。国际机械师协会甚至还提出一个“技术的权利法案”，对新技术的采纳设置条件，不仅为了保障工人的利益，而且也为了整个美国工业的基础，以确保美国经济的稳定。最后，工人与工会的这些举措也获得了一些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同情，他们意识到他们所从事职业中的管理层倾向，并开始设想“以人为本”的技术，考虑如何让计算机系统为工人提供对于生产的更多控制。[42]
如果管理层不管其内在的矛盾与社会后果，一意孤行去追求总体控制，这些来自外部的挑战能否带来一个不同的前景？显然，至关重要的是，工人——包括工程师与科学家—开始将技术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同样重要的是，影响广泛的产业工会重整旗鼓，不仅挑战管理层有关车间生产的权力，而且也要求参与社会应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的决策——也就是说，质疑了工业领袖的合法性与领导能力。夸大这种倾向是不切实际的，反对的声音仍然很强大。计算机监控系统、远程控制与卫星连接工厂、CAD/CAM系统、用机器人来生产所有这些设计都是服务于管理层的目的，削弱工人与工会的权力，并确保它们对末端作业的控制。公司权力的集中化，企业的跨国化，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用一个国家的工人来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史无前例的资本流动，对美国工人组织的直接攻击，所有这些使得管理层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一个优势地位。此外，工会内部也遇到了挑战，工会领袖不被更富战斗精神的工人所信任，而且，许多工人继续对技术前景抱着轻信。\*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350
/ 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