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许多新创造的职位还可能流入外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价格低，国家强迫执行工作纪律，而且工会是不合法的。比如，“高科技行业中的非熟练工作将遇到低成本外国劳动力的持续竞争。”《商业周刊》指出，制造商们由此越来越将它们的工厂设在外国的土地上。雅达利公司(Atari) ——高科技乐观主义的政治象征—宣布将1700个职位搬到外国，这对它的支持者来说称得上是当头一棒，而惠普公司“预测其海外工人的增长速度将高于美国国内工人的增长速度”。[39]
对自动化的无歇止的追求已经造成了工人的失业与错位，与之相伴而来的是美国工业基础的普遍削弱，具体而言，技术的永久性流失。正如威廉·莫里斯针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果所论以及刘易斯·芒福德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再次重复该论断所表明的，在这个方面，社会所失去的远比它所得到的更多。它所蕴含的成本绝不限于生产，而且也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芒福德警告道，无歇止的自动化将逐步削弱小规模的、分散化的、以技术见长的、多样性的永久工业基础—这至少是民主的一个基石，是知识积累最可靠的载体，人类社会弹性与连续性的枢纽。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成的、大规模的、复杂的权威结构—既令人生畏同时也岌岌可危。芒福德宣称，在每个文明中，这两种工业结构都是同时并存的，如果说“权威”结构在生产物品与荣誉方面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那么“民主”结构则具备另一个优点：它长期生存。[40]
自动化制造体系的推广者对他们的宏大工程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要他们能够利用公共经费尽情追求他们的梦想，并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他们在社会财富中的份额与权力，他们就会继续忽略这种灾难性的前景，或者对此仍然一无所知。但是，工人从未抱有这种奢想。只有当他们的生存、组织、车间权力以及尊严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才再一次对自动化的危险发出警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绝大部分工会仅仅只能采取防御性措施一比如在谈判期间保持那些将交给计算机去做的工作，维持现存的工作与收入，转移工作时提前通知，对失业者再培训其他人则试图让最新技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结语另一种进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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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报道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惕夫估计，汽车工人得到制造机器人工作的机会就跟马匹得到制造汽车工作的机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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