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与研发新技术的反对—至少自卢德派时代以来—总是被视做对社352 会进步本身的反对，从而被视为反动的、自私的、无益的和非理性的。因此，当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建议，在面临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有必要先压制“这些思想”，他被视做不可理喻的。最近，当公认的数值控制之父约翰·帕森斯建议暂缓所有的新技术开发，从而让社会吸收所有现存的技术，并集中精力对付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时，《美国机械师》的编辑警告他说，读者将认为他头脑不清。当然，这两个人并不是反对技术。他们只是希望在面对他们认为是疯狂的、无意识的、追求技术的浪潮时试图保持自己的理智。从那些对他们的批评声来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人领袖与其他潜在的技术批评者极力避免被视为是技术进步的敌人。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真正的挑战：抵抗今天的技术进步，追求更人道、更民主的未来。这里不存在捷径，不存在万用灵药，也不存在任何的技术路径。[43]
在另一个问题丛生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刘易斯·芒福德写了经典名著《技术与文明》。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芒福德试图正如他后来解释的—在现代技术演进的恶劣现实与危险的趋势中“把握潜在的可能”。他拒不屈服于当时流行的悲观倾向，而是坚信技术进步中那偶尔被激起的乐观精神，并在满目废墟中寻求美丽的前景，并找到他称之为“新技术”的事物。在他看来，这些技术清晰、有效、灵活，充满了人道气息，它建立在电子学、化学、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之上—在许多人看来，它与今天的高科技非常相似——将意味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但正如芒福德在30多年后自己所承认的，年轻的芒福德抱着这种不可救药的天真，在这方面梦想得太远。
“这并非因为该书的基本观念而是因为它所抱有的乐观期望与信心满怀，使它看起来像是博物馆的陈列物。芒福德错误地假定，”这位睿智老人反思道，“有迹象表明，对机器的宗教崇拜正在减弱，同时人们更倾向于技术的生物与人道方面。回过头来看，即使就那些得到贯彻的计划而言，这些目标的实现也扭曲了原先的预想。”[44]
本书无意重复年轻时代的芒福德的错误，以另一种过时的技术超越奇迹论的错误承诺来维持自己的信念。相反，本书的目的是支持更为冷静的老年芒福德的评价，即“获得这种技术的真正成就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变更整个体系的技术基础”。“这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芒福德提醒道，“只有人才能解决它。”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要求我们从根本上反思科技的形式与作用，反思建构更为民主、更为平等、更为人道、更具有创造性的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因此，仅仅是抵抗现有的技术进攻，即使还伴随着对那些权力执掌者的政治对抗，仍然是不够的。（当然，这是往正确方向所迈出的一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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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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