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抱有如此乐观的态度。比如，诺贝特·维纳就不这样看，他是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伟大数学家，是研制计算机和伺服系统的先驱之一，是将人与机器联系起来研究的控制论之父。虽然维纳的成就对二战后的整体控制论观点的发展起了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但他本人并不接受这套看法。他不为他的同事所抱有的那种原始的技术狂热与复杂的理论辩护所动，也没有沾染上当时军方和企业管理层常见的冲动。虽然在描述人机互动系统时，他在自动跟踪系统的控制理论中寻求譬喻，但他从未接受同仁所抱有的那种形式决定论。这一点使他不同于约翰·冯·诺依曼，后者的公理数学观反映出与军事权威和权力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维纳坚持各种系统非决定性，对并它们的运行抱有一种概率论的认识。他的观点是有机的、生态的并且是人性的，显示出长期以来他对基于意识自主的生物学和道德理论的兴趣。他还特意强调，生命系统是开放的、偶然的，而不是封闭的、决定性的，因为社会系统的“掌舵人”亦即自我纠错机制—本质上是人性的，它的动力不是形式逻辑，而是技术、经验和目的。他着重指出，任何这类系统的技术部分都应设计成辅助人类，符合人性，从而维持和提升人类生活。他指出，那种极端决定性的系统以牺牲或蔑视人类的方式来实现技术可能性，最终都会失败。
极端决定性的系统否认了人类的充分潜能以及经验、技能和隐含知识的积累，这必然严重损害人类实现各种可能性的动力。此外，由于限制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充分发展，该系统也可能会诱发不稳定，甚至崩溃，因为它仅仅局限于负反馈：自我调节和自我纠错。最后，由于忽略了适宜人类的时间标度，这些仅仅在技术上相容的系统削弱了人类对机器的控制（维纳认为，电子计算机的速度使得相对比较慢的人类纠错的努力无济于事)。但维纳并未将整体控制误解为技术对人类的疯狂攻击。他完全明白，它也反映了人类的目的，那些权势人物的目的。[20]
维纳将美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对权力和利润的追求视为一种本质上不稳定的而不是自我纠错的力量。他认为这类现存社会制度下的驱动力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工业家如何看待新近出现的生产潜能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维纳写道，“工业界到处都是那种新型工具，人们采用这些工具只是为了追逐眼前的利润，而无视它们所可能带来的长期的危害。”[21]
因此，与他的多数同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维纳认识到二战后对控制论和控制技术的迷恋所隐含的各种危险，他还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努力以改变现状。首先，他坚信通过个人行为来树立道德模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自二战结束以后他就有意识地一以贯之地采取不合作的做法，这使得他被排斥在权力圈之外。（他很早就从声望极高的美国科学院中退出来，以抗议“它的正式权力所具有的排他性以及内在的压制独立研究的倾向”。[22]）其次，他向人们宣扬控制论和控制技术所具有的危害，并试图将技术进步引向一个更具人性化的方向。维纳在各种公共演讲、期刊文章和著作中批评那种流行的进步崇拜观，提醒人们警惕通讯和控制技术的不可避免的扩张，并预测，未来社会中自然资源将耗竭，社会则出现对“普通人的有系统的剥夺”。23]他写道，“自我们不幸发明原子弹之后，我们各种论文已经表明，美国人拥有大量的懂得如何做’的知识。”“但有一件比懂得如何做’更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美国人无论知道多少也不为过。它就是‘懂得为什么’，”他谨慎地说，“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确定如何实现我们的目的，而且也决定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维纳要求：“那些自动化工具的使用者应当好好反思他们的真实目的。”[24]维纳经常提及“猴爪”的故事（其中父亲苦苦希望获得金钱，这一愿望完全得到实现，但可怕的是，它是儿子死亡的抚恤金)，并倡议建立“一个经常的反馈机制，其中个人可以对已经启动的流程进行干预并紧急叫停，从而重新思考以回应各种出乎意料的后果并有机会重新表达其愿望”。维纳的目标是建构一种实用的技术哲学，以应对20世纪后半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并克服二战后流行的整体控制观所蕴含的内在危险。为此，他要求其读者停下来深刻反思这种新技术：“当前所面临的选择是，你希望它在你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你希望与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之中。”[25]
第4章 关于自动化工厂的争议
72
/ 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