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和利弗明白，这种新工业秩序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社会，而不是技术。如果社会试图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中获益，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就必须对传统的工作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予以变革。他们认识到维持就业的重要性，如此这种新秩序才具有社会稳定性和经济可行性。“绝不可以对劳工规模进行大规模的削减，”他们呼吁道，“因为这类机器只有在有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时才可能存在。因此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具有支付能力的工薪群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建议，在采用了这种取代劳工的新技术之后，应该开展各种广泛的技术培训项目，通过提高生产率而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一周工作两到三天完全是可行的”)，通过减少浪费和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工资。他们总的观点与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Taylor）和 20 世纪 30年代的著名进步主义者德克斯·S·金贝尔（DexterS.Kimball）的看法相似，更不用提爱德华·贝兰米（Edward Bellamy）、索斯汀·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专家治国论者的观点。这两位年轻的技术革命者最后的结论是，这个新体系“必然将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从未曾有过的水平。”因此，他们敦促公司的管理层——这是他们预期的听众采纳这一新型的机器设计观点，去建构新型的工业秩序。[19]
用人工来看管机器充其量只是权宜之计。我们现在正开始制造各种先进的设备，它们在制造、控制、保证安全和监测方面都远远优于人力。这方面的进展现在还刚刚起步，但这类机器已经存在，它们比人眼看得更清楚，比人脑的计算更可靠，比声音传播得更快更远，比我们的记忆力记录得更准确，比人手操作得更快更好。这些设备不受任何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它们并不在意长时间的工作。它们从未感觉到饥饿与疲惫。它们对工作条件从不抱怨，永远不会根据公司的支付能力来要求提高工资（作者在此极其微妙地影射1946年的罢工浪潮中工人和工会的要求)。在做同样的工作时，它们不仅比工人更少出问题，而且即使一旦它们的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它们也会用中央控制室的警铃来通知我们。
“在每一个无需带着情感的思考、计划和执行的部门，”两位作者不无情绪色彩地解释道，“我们都能够建造在同类工作上优于人力的机器。为什么不使用它们呢？”这一问题很快就在技术界和其他群体那里获得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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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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