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以后，维纳对控制论所具有的军事应用前景感到极其不安，尤其是此时军方人员前来向他请教相关问题并征求建议。一次，他的一个同事打听他的工作，维纳知道他正在参与军方的项目，因此拒绝回答。他还向其他科学界同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并取消了他在两个与军方有关的学术会议上的日程。他还要确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将要发表的一篇论文必须保持其“极其抽象”的性质。[28]
维纳的信发表在1947年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标题是《一个叛逆的科学家》（A Scientist Rebels)。这封信写给一位在飞机和导弹公司任职的没有具名的科学家，它公开表达了他的反军国主义立场以及对各种军事科研保密的鄙夷态度。“战争期间，各类军方机构为了限制参与相关科研项目乃至同一科研项目的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交流，而采用各种措施，”维纳写道，“这些措施仍然如故。很明显，如果它们在和平时期继续下去，这一政策将使得科学家持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它将导致科学的死亡。”维纳的呼吁，与其说提倡信息的自由交流，毋宁说是要求科学家担当责任，这种责任本身将要求科学家在某些场合下限制信息的自由交流。尤其是原子弹投放在广岛和长崎之后，这样做更有必要。“思想的交流是科学的一个伟大传统，”维纳指出，“但是当科学家成为一位生死的判官时，就必须对它施加某些限制。”当看到几乎没有科学家愿意承担生产控制的责任，并使它按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发展时，维纳决意扮演一位针对自身的检查员。维纳宣称：“我将不再发表那些若落入不负责任的军人手里将产生危害的作品。”“我当然知道，”他解释道，“这样做我就是在扮演审查自己思想的检查员，而且可能会失于武断，但我绝不会接受一个我自己没有参与其中的审查行为。”“制导导弹的实际用途只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外国公民。如果我不想参与轰炸和屠杀那些手无寸铁的人们———我当然无意这样做，那么我必须郑重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跟那些我向他披露科学思想的人一样。”\*[29]
第4章 关于自动化工厂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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