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维纳在美国所面临的苏联问题上不甚热心，拒绝公开参与冷战的科研，那么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他也同样抱有迟疑态度。维纳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研究斯拉夫语言的教授，一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维纳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研读过伯特兰·罗素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的作品。他的出身与工会不存在任何关系。但当他青年时期担任记者的时候，他在波士顿报道过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几次著名大罢工。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对劳工运动抱有深深的同情。[30]他深知军国主义与公司对劳工的攻击之间存在着关联。比如，早在朝鲜战争时，他在致美国联合汽车工会的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的信中写道：
穷兵黩武至少延迟了社会进步的步伐，甚至逆转了它的发展方向。我们不可忘记，这个国家中有不少人是抱着冷笑的态度来看待社会进步的延迟甚至是退步的。对某些商人和军人来说，现在是大好时机，他们正可以借此一劳永逸地摆脱工会、各种形式的社会化政策以及所有那些针对赤裸裸追求个人利益所施加的限制。这种趋势可能很容易地走向法西斯主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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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维纳信守了他的誓言，拒绝参与任何军事研究，即使他所处的麻省理工学院事实上已经成为军事研究基地，它的科学资助中90%以上都来自国防部。但维纳并未放弃科学研究，而是把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医学，尤其是医学修复设备的研制。他希望这样能化干戈为玉帛。他的同事们都深深陷入了军事科学的研发活动中，他们虽继续公开表达对维纳的尊敬，但并不接受维纳的社会观点，而是把它说成是幼稚的“哲学说教”，对科学研究界限的践踏，还有一些人甚至把这当成是维纳衰老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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