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主导，这是一个民间机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任局长。布什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系主任，是雷神公司的创建者之一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他发明了用于弹道计算的计算机，并主持过原子弹计划。他可以说是正在崛起的军事工业科学联合体的象征。他通过将研发合同给予各种主要非政府的产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OSRD的研究方向，使得民间机构控制了军事设备的研究开发。曼哈顿计划和放射试验室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领导着放射试验室，共有69个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 19个大学的试验室参与此事。[24]不管是研究的规模，还是这种与政府的组织和契约关系，都是史无前例的。有人认为，“研究中心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25]至1944年，政府用于研究上的开支每年高达7亿美元，是1938年的10倍，其中的研究绝大部分是由非政府的科研机构来完成的。在1940年，政府科研项目的70%都是由政府科研机构来实施，而到了1944年，70%的科研项目都是由非政府机构来完成—一其中私人企业占50%，大学科研机构占20%。在1939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试验室的研发经费中只有1%是用于政府的项目，在194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3%。由于政府的科研合同往往要满足战争的紧急要求，OSRD的管理者们更倾向那些已经做出过相当成就的大机构，他们认为这些机构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因此，政府在科研上的投入加大，也多少促成了科研机构的日趋集中，这个趋势早在二战前就已初显端倪。在获得政府总额达10亿美元的科研合同的200家工业企业中，86%的企业获得了金额的50%多，而10%的企业则获得了40%的科研经费。战争期间，贝尔试验室获得了4200万美元的科研合同，通用汽车公司获得了3900万美元的科研合同，它们都拥有产品的专利权。在大学科研机构中，这种情况大致相仿。最大的科研合同承包者都是那些最优秀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5600万美元；加州理工学院，4000万美元；哥伦比亚大学，1500万美元；哈佛大学，1000万美元。在获得总额为10亿美元科研经费1/4的200家教育机构中，19%的大学获得了其中的2/3。[26]当战争结束时，没有人愿意放弃他们已经到手的好处。
各个大学已经习惯了工业企业下单的方式以及军方的慷慨。科学家成为“智囊团”而“科学研究则日益兴隆，成为一种影响广泛且获益颇丰的职业”。[27]战争期间，“成本并不是人们考虑的因素，最主要的动力是不惜任何代价，跟上工作进度。财政和行政方面的政策则屈从于这些工作的技术需要。”[28]历史学家丹尼尔·凯维斯（Daniel Kevles）注意到，“战争使得教授们在研究时极少考虑资金上的约束。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物理学家们往往已经习惯订购新型设备，这些设备的价格在二战前足以让整个学院都望而却步。”[29]对那些后来在战争结束后在科学界占支配地位的人——不管他此时是教授还是学生——来说，“将学院原有的教学与科研计划与因军事上讲求性能从而开支庞大的研发计划结合起来的做法”是极具吸引力的。[30]
第1章 背景：海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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