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研究电子工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当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人们觉得他们能够做成任何事情”。[31]当时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属于那种很年轻而敏感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也许是过早地卷入了这一宏大事业中来，他们朝气勃勃，富有锐气，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满2 怀着“希冀与梦想”，渴望“征服无数新的世界”。[32]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索。他们不过刚刚启程。对他们而言，二战时所形成的慷慨的科研条件构成了二战后的科研模式。“人们指望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对战争做出辉煌的贡献与成就，”负责海军科研的海军少将朱利叶斯·A·富雷尔（JuliusA.Furer）这么表彰布什的成就，“您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正是由于您，海军与科学家们之间的合作才实现了真正的无缝对接。”“海军将领们担心他们无法控制这些智力超群的精英，”富雷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我可以毫无困难地使这些人（科学家）像一支球队那样共事。”[33]
这些科学家与军队一样，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还能一起合作。根据一位研究二战后军备竞赛的史学家的论述，科学家自己“促进了将二战时与军方的合作固定下来”。由于受到军备竞赛的影响，“科学家们从事军事科技研究并非不抱任何目的，也不是因为受了愚弄。他们真心认同这种研究的意义，努力争取项目，并且从未质疑这种研究。”[34]
早在194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与OSRD的负责人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就指出，二战时的科研“将会产生新成果、新技术和新的认识，它们将在和平时期的民间应用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预示着二战后的科技将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35]“康普顿和其他的支持纯科学研究的人都看到一个将这笔意外横财转化为永久的联邦政府支持的机会，”迈克尔·S·谢利得出结论，“虽然战争对于促进工业动员政策的现代化来说作用较缓，但更为巧妙的科研备战的宣传家则并非如此。他们将武器的研制视为和平时期战争动员机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6爱德华·L·鲍尔斯（EdwardL.Bowles）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师和国防部长亨利·L·斯廷森（Henry L. Stimson）的科学顾问，早在 1945 年就要求在科学家、教育机构和军方之间建立一种“持续的工作伙伴关系”，“我们不能坐等战争爆发后，才不得不将这三种力量融为某种机器”，这种二战后的整合“绝对不可以停留在学说层面；它必须成为我们思想意识中的组成部分，牢牢地根植于我们的灵魂，并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哲学”。[37」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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