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梦想家。
总之，“经济可行性”与“技术可行性”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概念或技术概念—正如我们的意识形态遗产所指出的—而是政治和文化概念。现存的各种技术很少经过极其严格的系统的“自然选择”。它们所以在经济上与技术上可行，那也是在人们决定利用社会剩余对它们的研制与用途进行投资之后。人们的决定并不仅仅是根据此前就对其经济与技术潜力进行的估测，还受到那些有权力制造它们的人们的政治利益、热情预期以及文化冲动的影响。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技术路径一生下来就是平等的。虽然所有的新发明总是处在现存的“技术方案”之外，并对人们公认的技术方式构成了挑战，因此人们总是带着警惕与怀疑的态度来接受它，但是有些新发明符合现存占主流地位的模式，而有些则不符合。然而通常情况下，人们只对那些并不符合其期望技术模式的新发明进行严格的技术与经济检验。而且，由于这些检验事实上根本就不是经济与技术检验，而只是政治与文化检验，因此它们必定会失败。
因此，如果一种技术（比如机床自动化）沿着某种方向发展，并最终以某种普遍采用的形式存在（比如数值控制），这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它与其说反映了它在技术上或经济上的优越性，毋宁说选择者权力的影响极其巨大，并且支持该权力的文化占据了支配地位。反过来可以这样说，如果某些技术方案最终没能为人们所接受，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在技术上或经济上居于劣势，而只是说明，根据那些执掌权力者的标准来看，它们劣于被选择方案并据此被加以否定。而且，一旦被否定，它们就会被摒弃，因为所有后来的资本都投入了那些为权势阶层所偏好的方案，这使得任何试图重新复兴这些方案的努力都显得“不现实”。[2]
有关技术进步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对适者生存原则赞扬备至，事实上，它所鼓吹的，与其说是技术或经济上的优越性，毋宁说是社会权力的强大。对这种观点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合法化的问题，它认可社会权力及其主流价值观，对社会权力所做出的选择给予辩护，并赋予一种命运决定的尊严。在这样做的时候，它蒙蔽了整个社会，让人们看不到多种可供选择的技术路径，也看不清社会自身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内涵的现实。出于这些原因，任何重新构建那失败的技术方案，沿着那未曾选择道路的前进，可以同时实现几个目的。首先，可以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并对那些反历史的技术进步神话所鼓吹的虚构故事予以反击。其次，让我们觉察到存在一个更广并且很大程度上可行的技术可能性。再次，它以全新的批判眼光来审视现存的技术，并促使我们对此加以反思。最后并且最重要的是，对失败的技术方案的研究，不但能揭示出技术发展的真实过程，而且也揭示出决定技术发展的社会权力、文化价值观以及主流思想的各种模式。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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