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任何有关新技术的决策都是严格根据冷静、严肃且极其精致的分析程序来估计它的成本收益才做出的，这只不过是经济学家的还原主义白日梦。这并不是说，追求利润不足以成为动机，它是一种动机。但是人类行为的纯粹经济分析，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有助于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但绝不可替代历史的解释。现实远没有经济模型那样整洁，这类决策更多的是一种预期、信念、自我、兴奋、冲动等。它所涉及的经济信息，不管如何庞大，也仍然是模糊的，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有效\*。“你是否怀疑过，很多情况下记录并没有记下应有的内容？”1960年，《加工与生产》杂志如是询问它的金属切削业的读者，“先生们，在某些情况下，它的节约效果如此可观，以至于披露所有事实将导致（与工会）重新谈判。你能否继续忽略并推迟行动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8」
在缺乏有关数值控制的可靠经济信息或鲜明的经验下，管理者与工艺工程师们全都凭着自己的信念、偏见、恐惧、梦想等来推动着数值控制革命。总的来说，他们相信用资本取代劳动永远是对的（哪怕劳动的相对要素价格比较低)\*，并且“技术进步”将必然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这种意识形态再加上人们有关自动化的梦想、害怕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渴望扩展职业与管理权威的追求以及对工人的深刻不信任，所有这些都推动着系统供应商、专业杂志、技术企业家与军方去努力推广数值控制。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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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事实不仅阻碍新技术的潜在客户，而且也让试图客观评价新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的独立调查者头痛。往往不存在可靠的数据，或者有也无法取到。不管引进新设备的动机是什么，购买本身一定得到了经济理由的支持。但这些支持理由往往是那些想购买它的人所做出的，如果人们非常想拥有它，那么经济上的证明最终将反映他们的利益。由于很少做出事后审计，即使有事后审计也是有意来证明此前的决策，因此往往缺乏可靠的证据来评价购买设备的正确性。此外，公司有维护信息不外露的利益，深知披露信息后将影响（并损害）它在面对工会（工资问题）、竞争者（价格问题）以及政府（管制与税收）时的谈判地位。资料并未全部摊在桌上，而是锁在抽屉里。在单独预算时，它分发给各部门，但一个部门的成本是不让其他部门得知的。此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于各个部门有动机将自己的成本信息隐藏起来以免受批评，从而维护在公司中的地位，各部门提供的数据也有着其特殊的目的。最后，经济可行性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有时，不管机器是否提高了生产率（甚至不管它是否投入生产—比如免税），它都能给公司带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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