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学于20世纪30年代末诞生。[7]在理论层面，哈罗德·S·布莱克(Harold S. Black）和埃德温·H·阿姆斯特朗（Edwin H. Armstrong）各自阐明了像负反馈和正反馈之类的关键概念。哈里·尼奎斯特（HarryNyquist)、R.H. 里夫斯（R. H.Reaves)和克劳德·E·香农（Claude E.Shannon）等人的开创性作品则提出相位控制（所有自动控制系统的基础）、脉冲编码调制（雷达和数字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础）、信息论（用于像计算机之类复杂交换电路的数学分析）等思想。此外，许多基本电子元件现在已经相当稳定而且成本低廉，可以大规模推广。早在二战之前就已出现了许多新的设备，其中包括光电传动装置（用于打开舱门或其他发动机）的光电管放大器、像伏特表与示波器之类的检测设备、脉冲发射机、电子显微镜，以及收音机、有声电影和早期电视机之类的消费产品。前面已经说明，二战期间，电子工业在迅速发展，并诞生了许多彼此类似的系统研制计划，比如“雷达”（无线电检测与测距）、“声呐”（声音导航测距）和“洛伦”（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这些计划都集中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放射试验室等地，极大地推进了脉冲技术（它属数字电子技术的核心）和微波检测技术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关于锗、硅等半导体物质属性的基本知识。
其他计划则进一步推动了电子学的发展：研制雷达制导的炮火控制系统的项目集中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自动控制试验室，并最终产生了大量的用于位置测量和精确移动控制的远程控制装置；研制迫击炮炮弹的近炸引管的计划产生了微型接收器、早期集成电路以及各种稳定耐用的标准化电子元件。最后，当二战结束时，国家标准局和德国的试验室研制出用于有声电影的磁带、录音磁头（磁带播放机）、磁带录音机，以及信息存储和可程序化机器控制。总而言之，战争产生了大量的电子元件和设备，增进了人们对电子技术的认识，并培养出一支热爱电子学的队伍。
二战后的重大技术突破之一是贝尔试验室1947年发明的晶体管，它是二战期间对半导体研究的成果。晶体管体积小，耗电低，最开始非常昂贵，并且不稳定。它的制造与使用需要全新的制造工艺与系统设计，这本身就对当时电子管占统治地位的电子产业构成了重大的挑战。但通过军方的持续的巨额资助，人们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而军方则需要将这些设备用于飞机和导弹控制、制导和通讯系统，以及构成防务网络核心的以数字来命令和控制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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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权力与观念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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