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来说，在信息时代后期，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传播应该被理解为需要控制，并且控制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传播形式。然而，在这一建构的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因其本身涉及工程问题、材料形式以及繁杂结构的序列化历史——对于这一历史，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在其著作《控制革命：信息社会的技术与经济起源》(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Information Society）中做了很好的描述。[15]简而言之，控制的形式从机械领域（控制机械杆沿某一路线运动的凸轮）进入了热力学领域（控制热力发动机的控制机器）和信息领域（所有形式的控制论机制，从计算机到控制学意义上的下丘脑)。在机械交换中，决定论和可断定性尤为突出。当兴趣的中心转向熔炉，由于其布朗运动火热的设定，概率理论必然进入视野。[16]当信息崭露头角之后，概率从对微观状态的无知变成传播行为的一种基本属性。每一种新的交换形式涌现出来，但旧的那一个并没有消失。一辆汽车本质上说就是热力发动机，但是它毕竟在继续使用从古典时期就为人知晓的操纵杆。同样的，一台计算机就是一台信息机器，但是它也运用了热力学定律控制下的分子机理。新形式并不由旧形式的消失来识别，而是通过它们的控制机制在本质上的转变来确认，这反过来又取决于机器的交换方式。
第四章 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