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界线：万物皆类比，包括此陈述
在他的自传《我是一个数学家》中，维纳谈及一次他与两个著名的哈佛数学家争吵之后，来到家庭农场度过周末的经历。返回家中时又湿又冷，他生病了，陷入胡言乱语的状态。“在整个患肺炎的过程中”，他写道，“我的胡言乱语传达出我异常的沮丧和担忧[关于这次争吵以及]……对于我的数学著作逻辑状态的焦虑。对于我来说，已经难以分辨出自己痛苦而且苦难的呼吸声，窗帘的摆动声，当然还有我正在研究的「数学]潜在问题的未解决的部分”。回顾性地思考自己的痛苦如何将外界刺激和精神抽象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与数学的关系，形成了一种非常关键的领悟。“我不能简简单单地说这种痛苦将它自已展示为一种数学压力，也不能说数学压力象征着一种痛苦：因为这两者结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于不能作这种分割。”他意识到“存在这种可能性，几乎任何经验都可以充当某种还没有被条理化和解释的数学情境的临时象征符号”。将一个未解决的科学问题与情绪冲突和身体痛苦等同/联系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清醒”：对他而言，数学可以用来“减少这种与非永久性与可识别性条件之间的纷争”。一旦解决了概念上的问题，与之相联系的个人冲突也便得到了解决，允许他“放开它并继续解决其他问题。”[20将数学问题影射到情感冲突，在这里就是维纳使用类比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在比雅各布·布伦诺斯基（JacobBronowski）推断的更为复杂的基础上，他热情地支持布伦诺斯基认为数学是一种隐喻的观点。维纳在《人类对人力的使用》中写道，数学“被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看作所有科学中最真实的，构成了最庞大的隐喻想象，并且应该根据这个隐喻的成功来进行审美判断和智力的判断”(HU，p.95)。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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