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类比的另一方面是建构界线，类比作为一种模式，其威力来自它越过的界线。如果没有界线，类比所创建的连结便失去了其革命性影响。对维纳来说，类比和界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起作用的。在他的专业研究和私人生活中，他认识到界线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他的第一本自传《昔日神童：我的童年与少年》(Ex-Prodigy: MyChildhoodandYouth）中收入了这样的记述：他母亲是反犹太主义者；十来岁的时候，当他发现父亲这边的家庭成员是犹太人时，就有一种自己不受母亲欢迎甚至格格不入的感觉。[23]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决定性格的成长经验，内/外标记的建构象征着他对于许多人生处境的回应。在他的自传中，他经常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外人”，远远地站在特权阶层的界线之外。他坚持这种立场，谢绝科学荣誉并辞去享有声望的专业机构，在这些机构里即使他不认同他们的目标他也能被赋予成员资格。
界线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像它们通常在电气工程中的那样)。在他陷入疾病并感觉到摆动的窗帘飘进数学领域时，困扰他的问题就是界线问题，与具有明显的物理上的不间断性特征的电力领域有关。在他关于控制论的后期研究中，界线构造和类比联系通力合作创建了一种宽松的领域，在这中间，动物、人类以及机器被当做平等的控制论系统对待。反映这一相互影响关系的重要文本，是维纳与朱利安·毕格罗（JulianBigelow）和奥图罗·罗森布卢斯(Arturo Rosenblueth) 1943年合作撰写的影响深远的控制论宣言《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24]为控制论的新生领域提供了研究议程，宣言还创造了一种生产其分析对象的离散性论述风格。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