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修辞行动是对两个重要术语的重新书写：目的和目的论。每一种都被精心设计以便适用于控制论情境。目的涉及旨在达到某种目标的行为(p.18)；目的论涉及通过负反馈所达到的目标。根据既定的定义，目的论行为简单地意味着“被负反馈(negative feedback）控制的行为”(p.24)。但是对像目的论一类的有意味的术语进行研究并非无意义的阐释。它将有意义的目标引入寻求这一目标的体系，因此说明意义可以在机器中找到。它还说明行为主义主体具有宇宙学的尺度适用于目的论通常涉及的包罗万象的时空范围。
作者们加强了这些结论，他们指出目的论在科学上陷入了坏名声，这是因为目的论认定存在一种产生于它所呈现的影响之后的“目的因”。他们的目的论观点回避了这个问题；它不依赖于亚里士多德的任何形式的因果律，只依赖于追寻某一自标的有目的的行为。他们认为目的论的反面不是因果决定论而是非目的论，这就是说，偶然行为是没有目标引导的。因此他们将上个世纪牛顿因果律与基督教目的论之间的争论转入了新视野。现在矛盾的重点不在于科学和上帝之争，而存在于目的和随意之间。通过负反馈获得的目的是目标寻求机制处理概然性宇宙的方式。换言之，目的论机械运作的合适的宇宙学背景既不是基督教所设想的上帝的意志对宇宙的影响，也不是拉普拉斯所构想的可无限预见的世界，而是吉布斯式的可能性关系和熵衰变的世界。通过这些重塑以及类比性联系，控制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门哲学。
一位年轻的哲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捡起了扔在控制论宣言里面的挑战书。七年之后，在同一本杂志《科学哲学》中发表一篇评论，他想努力证明，“目的”要么已经延伸到非常深远的范围，以至可以适用于任何行为；要么被用来“走私”归因于机器行为但恰恰起源于人类观察者之中的各种推论。[25]他打算证明“黑箱”工程的修辞已暗中打开了这个箱子，并放进了一些在黑箱未打开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所产生的特征。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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