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在这一时期受到的最常见的一种批评是，它并不是一门真正的新科学而只不过是一种延伸的类比（人类似于机器)。维纳常常听到这样的指责，他感觉已经到了勇敢直面控制论困境的时刻。在《类比的本质》（“the nature of analogy”）这篇日期为1950年的手稿片段中，他为类比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将论点置于全新的更加雄辩的基础之上。[29]尽管言简意赅，《类比的本质》依然是对类比在科学、数学、语言和观念中的意义问题的广泛的深思。它指出那些反对维纳的类比理论的人坚持现实主义假说而不去进行谨慎的考察。正如维纳所设想的，控制论是关于关系的科学，而非本质。因此它建构的类比关系不仅仅是修辞数据而是系统，作为没有机会接触无媒介现实的有洞察力的受限主体，这些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含义。
维纳开始就指出，语言总是类比性的。在此意义上，推出一个命题：听者必须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对语言进行领悟和阐释。由于听者的经验与说话者的经验不同，所以对语言的领悟与说话者的意图也不完全一致。这种观察预示了迈克尔·阿比布(MichaelArbib）和玛丽·海瑟(MarryHesse）的主张：意义是通过范畴的建构而不是通过亚里士多德式本质的传播而产生的。[30如他们一样，维纳同样否认语言传播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这两种主张的融合指出了他关于信息的定义与费迪南德·索绪尔对语言的看法（语言作为系统）之间的相似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传播是通过对概然性选择的取舍进行的，而并非通过内在关联的直接表达。正如索绪尔的语言学与揭示了指称的不确定性和揭露语言不能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的解构理论密切相关一样，因此维纳的控制论将传播视为概然性宇宙中的一种概然性行为，在概然性宇宙中，初始状态永远不可能被精确了解，消息只有通过自身与其他可能被传播的消息之间的联系来表达。对维纳而言，他持着与索绪尔所差无几的观点，含义是与关系相关的，而非关于这个世界本身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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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