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辩驳中，泰勒错失良机，没有指出维纳与罗森布鲁斯的分析焦点在行为与结构之间交替。[28]相反，他选择了去寻求一条类似于他初期文章中提出的问题线索，他再一次试图证明假使一个人仅仅依靠对行为的外在观察，那么“目的”便不能与机缘巧合或偶然事件区分开来。在为被视为“目的”的事物进行争辩的过程中，他试图否定行为主义对于形成他们的系统至关重要的区分(有目的的行为与偶然行为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行为被定义，就是为允许意图和意愿被强加于机器之上。但是他无意中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行为主义的假说有意无意之中被用来以范畴被建构的方式制定政治议程表。对于维纳而言，这类议程表包括创建一种包含控制论机器和人类的范畴，这两个范畴之所以被放到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使用概率方法控制随机性的能力，还包括另一种容纳非控制论机械系统的范畴。这些界线标志涉及大量的假说—有关宇宙本质的(概然性的而非决定论的)，应对这个宇宙的有效策略（通过潜意识控制概率），以及等级分明的既有道德含义又有实践价值的体系（运用潜意识理论的有弹性的体系优越于不使用反馈机制的机械装置)。不仅仅是对目的的定义，正是这些大量的铭写使得《行为、目的和目的论》成为控制论的奠基性文件。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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