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类比实现的跨界包括：肉体与世界（感官知觉）之间的区隔，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过渡（例如，从研究生命有机体的生理学到研究控制论机械的电子工程学)，从具身化的经验和有误差的噪声到数学模式的纯粹抽象的转变。甚至由维纳设计的假体也可以被理解为是通过类比运转的，因为它们把信息从一种形态转化成另一种形态。[34]例如，“hearing glove”就是一种将声音（听觉信号）转换为触觉（触觉信号）的装置，它通过对声音进行频繁类比转换的电磁振动器来刺激聋哑人的手指。在维纳看来，类比即传播，传播即类比。对他来说，反对控制论“仅仅是一个类比”，无异于说控制论“仅仅是关于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
这一方法存在的间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存在于维纳在生命体和机械系统之间建构的类比联系，而是他倾向于抹去具体物质实体之间的现实区分，这种区分在类比理论中是找不到的。面对两种情形，他情愿轻松便捷地进入抽象层次，在抽象的层面上，模式之间的相似性被突出，而不去关注使得每一种现象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他自己很少参与实验室的基本工作。毫无疑问，这是导致对具体物质实体采取忽略态度的重要因素。他注意到他自己对于生物实验室中的精确步骤的不耐烦。“这种不耐烦很大程度上源于我的思想上的迅速性而行动上的滞后性。我可以预见到早在我费力前行到达目的地之前，我的生命便已终结。”[35]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足以迫使他放弃去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的愿望。之后在与罗森布鲁斯等人进行专业合作时，他就把实验室的工作留给他们来做。同事们回忆说，当一项试验正在进行时，维纳溜达进罗森布鲁斯的实验室，记了几条笔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返回办公室，很快就计算出这一物理现象在数学上的类比表达。正如马萨尼在关于维纳出类拔萃的传记中所写的那样，当维纳和自己的合作者写下“我们切除了肌肉上的附属物”这样的句子时，复数的“我们”纯粹是一种荣誉。[36]其他同事指出，维纳在实验方面的欠缺使得他较少关注实际的神经生理结构的特质。维纳故去之后，瓦尔特·罗森比利斯和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在赞词中写道，“相比工程学而言，维纳在某些领域的敏锐的洞察力是天生的，他经常对于实验中的细节感到不耐烦；例如，他有时候似乎不愿意去了解，大脑不能按照他所期望的方式去工作”[37。对于维纳来说，对于类比理论的重视是和对于物质实体的疏离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他和麦卡洛克的对照是非常鲜明的。作为一个热忱的实验主义者，麦卡洛克对于充足的物质实体与稀缺的抽象现象之间的张力关系非常敏感，而维纳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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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