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本体论：诺伯特·维纳和控制论视野》（“TheOntologyof the Enemy:Norbert Wiener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一文中，彼得·盖里森（PeterGalison）指出，控制论（以及博弈论和控制研究）应该被称作“摩尼主义科学”。[48]通过精密分析维纳和朱利安·毕格罗在二战期间合作研究的防空武器，盖里森出色地证明，维纳对于“敌人”的建构迥异于战争宣传或者其他技术报告中对敌人的描述。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人”（或者就宣传而言，类似于人类）的角度看待敌人，维纳将敌人—例如，试图躲避防空武器的歼灭机飞行员模拟成可以运用控制论模型进行有效反击的概率系统。不像其他拥有从概率模型中发展出来的固定规则的射击系统，维纳想象的射击机器可以在事先观察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规则也就是说，它有学习能力。因此，这种射击系统可以进化得像它所面对的摩尼主义敌人一样。盖里森认为这种策略促成了一系列替换和认同，而这种替换和认同将敌方飞行员映射到伺服控制器上，并最终映射到伺服控制器背后的盟军作战人员。在《论证报告摘要》中，维纳和毕格罗写道：“我们认识到飞机飞行路线的不确定性’或者不规则现象是由飞行员决定的；在试图运用他的动力学飞行器制造一个有用的控制机制的过程中……飞行员发挥着伺服机制的作用”(引自盖里森，p.236)。因此，本身是通过类比构成的控制论，再次通过将人拼接到机器、将德国拼接到美国的理论与人工制品，进一步创造了类比系统。通过这种接力系统，敌人变得像我们，我们也变得像敌人：敌人的我们/我们的敌人(enemymine)。如果这些类比的映射能够使敌人避免被妖魔化，它们同样可以使控制论机器（并且可以延伸到控制论本身）参加血腥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摩尼主义的策略被战争双方使用来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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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