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方对控制论的收编行为的反应，维纳在战争结束五年之后写出了标题意味深长的著作《人有人的作用》。[49]虽然维纳在战争期间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来使控制论成为一门“摩尼主义科学”，但他在战后所写的这本书表明了他对摩尼主义战略所涉及的关于控制的内容感到深刻的厌恶。从他的自传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于被操纵非常敏感，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当他最初开始打算让自己成为一个数学家时，他的父亲试图让他利用他的关系网来推进他父亲的哲学理念—使维纳更加焦虑的操纵行为中的一个例子，维纳担心其他人可能会试图利用他的智慧以及影响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将用手控制的下棋机与军事计划联系起来并非偶然，在原子弹杀死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平民之后，这种军事计划是他坚决反对的。在评论申农的观点—下棋机具有军事潜力时，他写道：“当申农在谈论军事战略的发展时，他并非空口白话，而是在谈论近在咫尺的极危险的东西”(HU，p.198)。当然，问题是控制论早已做好准备将一切事物运动到摩尼主义战略中去，这使得这些致命游戏更加容易生效。
维纳的战争研究以及他在战后的反军事态度，异常清晰地阐明了控制论正是让他既骄傲又头痛的根源。这种矛盾的情绪经常表现为一种焦虑的渴望，他希望能够限制控制论发挥作用的范围，当他在考虑身体界线这个饱受指责的问题时，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形式。当人类形式的物理界线很安全的时候，他通过有机体来颂扬信息流。然而，当界线既不通过控制也不通过吞并的方式来定义自主的自我时，一切都变了。在下一小节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焦虑怎样在关键时刻进入他1948年的著作《控制论》，使他从自己创立的这门学科可能引起的颠覆性后果中退出来。性隐喻被用来传达这种主张的冲击力，其实并非偶然。如同控制论一样，性与身体界线的问题紧密相关，性高潮被称作“小死亡”也不无道理。从萨德侯爵（Marquisde Sade)到J.G. 巴拉德(J.G. Ballard)，很多作家都执迷地将性冲动与穿透和打开身体联系起来。在充满情欲的话语中，维纳考虑到原本认为不应接触的部分相互耦合所带来的快乐和危险，主体的身体可能广泛地被控制论作为知识的身体穿透甚至消解。在这里以及其他很多地方，维纳对于保持自由主体的关注与他同样希望推动控制论事业的强烈愿望之间，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只有退让，如此一来，在未来的世界中，控制论的主体就不会被限定在自由人本主义的设想中。
第四章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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