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地狱边缘》是一种通过映射结构/原理将女人关联起来的男性幻想。同时，它也是一种沉迷于男性青春期的幻想。将婴儿的依赖性与成年人的性能力相互交织，男人每一次做爱都必须先取下自己的假肢，无为哲学重新创造了男性青春期的典型动力。装上假肢，志愿的截肢者就拥有了甚至○.J.辛普森(Simpson）和麦克·泰森（MikeTyson）都会嫉妒的强大的武力。取下假肢，他就还原成婴儿，时刻离不开女人。在成为志愿截肢者时寻求的整体性，通过他在自己身上体会作为一个超人与一个被象征性地阉割的婴儿之间的分裂来获得。相应地，女人也按照矛盾的方式被构想成一个男性暴力心甘情愿的牺牲品，一位将儿子当做婴儿来哺育的母亲，甚至是在男人的象征性阉割中称王称霸的性伙伴。女人主体地位中的不确定性与男性青春期的矛盾性特征是一致的。叙述者过度的松散行文、对双关语的嗜好、对女人的敌意，都让人想起永远处于青春期的男性，学会了使用马丁所谓的“语言屏障”(screen of words）与其他男人竞争，并且让自己与女人的感情纠葛隔离开来。
如果这就是《地狱边缘》的全部内涵，那么它除了令人失望将别无可取之处。实际上，考虑到马丁对无为思想为什么如此成功的原因的解释，小说令人注目的恰好是它表现并且评价自身局限的能力。作者在无为思想之追随者/实践者使用的摇篮中留下了广泛的暗示。根据从伯格勒论述自恋狂的著作中引用的理论，沃尔夫让他的叙述者表明，导致截肢的自恋性创伤是男性婴儿与母亲的分离，他愤怒地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与世界共存的。[18截肢（术）帮助男人重新回到自己的前俄狄浦斯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人的需求将得到女人无微不至的哺育与呵护。将创伤的契机/时机定位在俄狄浦斯三角之前，沃尔夫重新规定了拉康在对弗洛伊德进行修正时的同一种行动。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儿童对阉割的恐惧与他看见女性的生殖器并且将他们想象为缺失的契机是一致的。在婴儿与他最初的爱恋对象（母亲）进行“分裂”和分离的序列中，沃尔夫（采用伯格勒的理论）将焦虑的契机/时机大大提前了。[19]根据这个方案，焦虑的催化剂不是女人的缺失，而是婴儿与母亲之间界线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因为两个矛盾而悖论地强化的原因，母亲成为被投射的愤怒的对象。当她从婴儿身边退出，她就会伤害他；当她不退出，她又吞没了他。谁应该为自恋性创伤及其后果负责的问题，正是《地狱边缘》急于思考的问题一预先假设对界线的违反是形成男性主体性的关键。在表现“分裂”的创伤性契机时，小说文本对于问题的答案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有时候，似乎是女人将男性婴儿挪进了她的身体；在另外的时候，似乎是被截肢的男人故意强迫女人担任自已并不情愿的哺育角色。实际上，一旦男性和女性被置入一个控制论的线路，关于起源的问题就无关紧要了。(线路中的）每一个元件都构成了另一个。为了达到这种认识，小说在谨慎地摸索电子人的主体性时，超越了性别政治这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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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