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批评指向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即,马图拉纳的立场与维纳及其合作者在控制论宣言中宣告立场之间的改变。后者认为是机器的“行为”。相反,马图拉纳认为是自创生程序激发行为。如我们所见,第一波控制论研究者集中精力研制可以按照控制论原理运行的人工制品:约翰·冯·纽曼的能够自我复制的机器;克劳德·申农的电子鼠;罗斯·阿什比的稳态平衡器(homeostat)。相反,在第二波浪潮中,马图拉纳和其他人指望系统体现自创生的程序。例如,稳态平衡器可以按照控制论的方式行动,但是它不能算作自创生的机器,因为它不生产用来生产其组织的零件。也许因为对这个程序的强调,证明自创生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社会系统。在自创生理论中,利益机器比机械战警(Robocop)或者终结者(Terminator) 更像这种状态。[19]
在第一波控制论中,有关信息边界的问题对于主体性的观念/建构至关重要。边界问题在自创生理论中也很重要。维纳的焦虑再次循环在有关“当一个自创生单元被封闭在一个更大的自创生单元的边界之内时会怎么样”的讨论中。例如,细胞作为更大机体的一部分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自主的实体运行?或者,它的运行必须服从于更大的单元?为了区分这两种情况,马图拉纳引入了他创生(allopoietic)概念。一方面,自创生单元唯一的目标是继续自己的自创生生产;他创生单元还有生产自我组织之外的其他目标。当我开车,车的功能服从于我赋予它的目标。例如,活塞不是用自己的能量来修复自身,而是驱动车前行,以使我到达商店。我是自创生行为,汽车发挥他的创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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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