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即是说，它仅遵守在结构中仅由相邻关系决定的程序，而不受其他影响。只有在参照性领域，比如行为领域，观察者才可以在自己的预期没有实现时，说系统出了错误”[17]。
为了评估自创生观点带来的变化，我们现在将自创生生命系统学说与第一波控制论的生命理论进行比较。为了比较这两种理论，一个方便的焦点就是自由人本主义。通过自由人本主义，它们关于主体性观念/建构的内涵/本质，将会变得非常分明。梳理了这些内涵之后，我们再来考虑下列相互缠绕的故事带来的影响：信息的具体化，电子人的建构/观念，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转变。
重构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诺伯特·维纳与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关系复杂。作为把人与机器放在同一个范畴的理论之父，他毕竟还是承诺创造一种能够保护自主性与个性的控制论。他的噩梦是人类退化为僵硬的机器上的齿轮，失去灵活性和自主功能。维纳将灵活性和自主功能当做控制论组织与生俱来的权利。对这种控制论传统的回声萦绕在马图拉纳将综合单元（composite unities）比作“自创生机器”(autopoietic machines)的描述中。完全明白将自创生系统称为“机器”的内涵，马图拉纳表明：他的理论绝不阻止人造的机器变成自创生的系统。“如果生命系统是机器，它们可以是由人制造的”，他和瓦雷拉指出。他们蔑视生命不能或不该由人制造的观念。“似乎有一种隐秘的恐惧，担心如果生命系统不仅可以被复制，甚至可以由人来设计，那么对人和生命的敬畏就会消失。这完全是扯淡。生命之美给予我们的礼物，一定是能够理解的”(《自生与认知》，p.83)。当马图拉纳反对第一波控制论将生物特性赋予机器的计划时，他的批评所表明的是界定生命的方式，而绝不是机器也可以有生命的理念。例如，他批评约翰·冯·纽曼想要创造一种能够自我生产的机器的提案，认为冯·纽曼只是模拟了生物学家的描述，而非自创生的程序本身。冯·纽曼模拟了关于“依据信息内容、程序和编码，细胞中将会发生的情况。通过模拟这些描述表达的程序，他制造了一个可以制造另一个机器的机器，但是他没有模拟在生命系统中发生的细胞复制、遗传和基因现象”的推论。[18]
第六章 控制论的第二次浪潮：从反身性到自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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