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本书结构的第二种方式是叙事原则。在叙事安排方面，三个阶段的推进，主要是通过信息身体(的消失)、赛博身体和后人类身体这个叙事线索而不是时间顺序。在这里，文学文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开辟了一条通道，让故事走出关注范围较小的科学理论，通过身体政治进行更广泛的流传。很多科学家都非常清楚，他们的谈判所牵涉的条件，比他们的理论严格限制的形式范围广泛得多。因为美国文化钉在科学与价值之间的楔子，他们关于这些广泛涵义的声明，必然会被放在某种特殊的位置是某种宣言，而不是“科学的”论证。受各种不同的传统影响，文学文本的范围跨越了只有科学文本才能彻底阐明的话题，包括控制论技术的道德和文化内涵。[40]
当然，文学文本绝不只是被动的管道。它们在文化语境中主动地形塑各种技术的意图和科学理论的能指。它们也表达一些假说。这些假说与那些渗透到科学理论中的观念非常相似，比如：稳定性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社会目标，人类和人类社会组织是可以自我组织的结构，形式比物质更重要……等观念。科学理论利用这些假设作为启发性的命题，有助于引导推论和形成研究议程。正如关于科学发展的章节所示，通过科学传播文化，不亚于通过文化传播科学。保持这种循环系统流动的心脏就是叙事—关于文化的叙事，文化中的叙事，关于科学的叙事，科学中的叙事。在我关于科学发展的说明中，我总是努力强调叙事在将后人类阐释为技术文化概念(technical-cultural concept)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第四章，将维纳的科学工作与关于叙事的分析交织在一起。维纳用它来解决控制论和自由人本主义的冲突；第九章讨论人工生命，在结构上将这项研究视为一个叙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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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