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票》中存在的希望，就像那个鱼少年（fishboy）一样，作为后人类的突变出现，它的流动性也许体现了一种主体性，与之契合的是泡沫般的杂音而不是虚假自我的稳定性，成为一种超越人类意识的具形生命。但这仅仅只是一种臆测，因为对鱼少年内在生命的任何表现只能通过语/言（words）来完成，而语/言恰好感染并且破坏了它正在努力描述的变形。对伯勒斯而言，强调的重点在于颠覆和破坏，而非创造性的重新阐释。甚至颠覆也带有被病毒性语/言增选和取代的风险；它只有继续打破一切，包括自己先前的写作，才能继续前进。
在本章，我不仅将伯勒斯的小说作为后人类的预兆，而且更直接地作为身体/具形和铭写/归并持续不断地相互作用的场所来观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展览中的铭写从墙上剥落下来，变成尸体一样的“语/言灰尘”(worddust)；通过视频和音频记录机器，归并被转换成铭写；理解为规范和本质性实体的身体，被重写成特定情况下的具形化经验；通过磁带录音的铭写，具形的经验又被转化为“语/言”(theword)的本质化宣言。将铭写与归并、身体与具形交织缠绕在一起的递归性，促使我们将这些相反的极性（polarities）看作突变的表面，而不是看作固定的概念。这些极性的突变，从一个转变为另一个，就像格罗茨为她的“易变的身体”（Volatilebodies）想象的莫比乌斯带一样。我们从一个强调极性的模型开始，然后进入一个既充满愉快又危机四伏的互动想象，既是创造性的动力学，又是爆破性的变革。
绝非偶然地，递归性回路和反身性策略在这些变形(transformation）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伯勒斯、昂贝托·马图拉纳和菲利普·K.迪克共享了一种认识：反身性可以有力地动摇客观主义的假设。马图拉纳将反身性定位于生物学的过程，迪克将反身性置于心理学的动态，相反，伯勒斯则将它锁定在语言和技术的控制论融合中。在磁带录音机中变进变出(mutating into and out)，病毒的语/言重新将录音机塑造为一种能够彻底转变身体与主体性的控制论技术。至于将观察者与系统、人类与技术产品进行明确区分的“外部世界”，马图拉纳、迪克和伯勒斯一致认为（尽管理由各不相同）世界本无分别(There is no there there)。不管他们的作品有任何局限，他们都一致意识到观察者不能与被观察的世界分开。在探索如何将观察者和世界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互动的场域时，他们也认识到自由人本主义不能再继续称雄一时。正如诺伯特·维纳奋力控制的后人类主义的潮流不可阻挡一样，信息论中的技术进步也势不可挡。这些技术进步很快就会用第三波的事务（concerns）取代第二波的议题(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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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