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某些实践者不把像Tierra这样的程序当作模型或者模拟仿真，而是当作生命本身呢？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要探究其中深层的原因。正如朗顿和其他很多人都指出的，采用分析法处理复杂现象时，现实被模型化了。复杂现象仿佛是由许多小部件构成的，这些部件被拆散，成为更小的部件，直到我们发现这些部件已经被充分地简单化，以至可以按照数学的方式来处理。大多数科学家都会很快同意，模型不等于现实。因为他们认识到，为了顺利地通过沿途的艰难地带，必须减轻马车的重量，因此很多复杂性都不得不被扔到路边上。不过，他们还是希望模型能够充分地抓住一个系统的相关方面特征，告诉他们一些关于现实如何工作的重要情况。与此相反，利用综合法的时候，复杂性作为系统的运行结果自动地浮现。系统本身还要反向加载分析法不得不扔掉的那些行李。(当然需要看是不是相同的行李)。在此意义上，人工生命对19世纪活力论者(vitalists）的观点提出了有趣的挑战。活力论者在分析法中发现一种化约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永远不能有效地捕捉生命的复杂性。如果说分析法是在利用解剖进行谋杀，那么根据同样的推理，人工生命的综合法或许能够通过涌现(emergence）进行生命的繁殖。
为什么要强烈主张人工生命的“活力”？除了上述的哲学考虑之外，还有更加明显的政治原因。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小字辈，人工生命必须想方设法向更大、更完善的研究议程争取位置。来自其他科学家的共同反应是，“好吧，这些都非常有趣，但它有什么好处（用处）呢？”甚至人工生命研究者自己都开玩笑说，人工生命是一种在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每当提出某种申请或者应用，常常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只要人工生命程序被认为是模拟/仿真，由此产生的任何结果，都可能是模拟的人工制品，而不是自然系统的属性/产物。因此，如果在模拟/仿真内部，又可以产生什么特定的结果呢？结果是人造的，因此无法象征自然世界的任何方面，除非证明同一种原理/机制可以在自然系统中发挥作用。[21]然而，如果人工生命程序本身是有生命的，这些困难都会自动消失。然后，问题就不再是他们模拟自然系统，反而，他们本身(inthemselves）也是有生命的，因此象自然媒介中的进化论过程一样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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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