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哈钦斯并不同意魏泽鲍姆的观点：判断只能为人类所独享。像认知一样，决策/抉择（decision-making）也分布在人类和非人类代理之间：从哈钦斯正在研究的海军船舰上突然失灵的蒸汽动力转向系统，到领航员又不得不用来计算自己的位置的各种图表和便携式计算器。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的这些适应和改变，是进化的而不是设计的，是具身的而不是抽象的(pp.347351)。转向机制突然失灵引发了问题。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它被任何参与者发现之前，显然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组织发现的”(p.36)。从这种角度看，人类以伙伴关系与智能机器合作的前景，并不是对人类权力和义务的纂夺或者侵犯，因为它是分布式认知环境建构中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认知环境建构已经不间断地进行了几千年。根据这种观点，同样发生改变的是人类主体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人类不再被认为是用来操纵和控制环境所必须的统治力的根源。相反，新生人类主体的分布式认知与分布式认知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用贝特森的话说，变成分布式认知系统的一个隐喻—在这个整体中，“思考”由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共同完成。“思考包括对这些结构进行整合，以便它们能够成型并且相互塑造”，哈钦斯写道。像这样对人类进行概念化（思考），不但不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反而正好促进了人类的生存，因为我们对灵活的具有适应能力的整合我们的环境的结构以及我们本身作为其隐喻的系统理解得越多，就能更好地塑造我们自身的形象，我们自身的形象准确地反应了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最终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系统。
这种后人类观念，也为我们用更加复杂周密的方式思考虚拟技术提供了资源和方法。由于人类主体被想象成具有明确边界的自主的自我，所以人类一计算机的界面就只能被描述成一种分隔一这一边是真实生活的可靠性，另一边是虚拟现实的幻觉一一由此模糊了由虚拟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深远变化。只有当人们把主体视为一种独立于环境的自主的自我时，他才可能会体验到由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和伯纳德·沃尔夫的《地狱边缘》所描述的那种恐慌。这种自我观念造成了一种恐惧一—如果边界被彻底打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自我彻底崩溃。相比之下，当人类被视为一个分布式系统的成分时，人类能力的完整表达就恰好被视为依赖（dependon）于系统的胶结，而不是遭到系统威胁。在另外的语境中，哈钦斯发表了一种完全适用于虚拟技术的见解，他写道：“原来看起来像[对思想和主体性的]内在化的，现在成为一种跨越韧性媒介渐进传播的有条理的功能属性”(p.312)。对于将虚拟性表述成惰性身体与无形主体性之间的分隔的观点，哈钦斯的见解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解药。惰性的身体已经被抛在身后。无形的主体性正栖居在虚拟领域。虚拟性的构想是由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中的凯瑟（Case）体现出来的，当时，他沉迷在“赛博空间忘我的狂喜中”，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身体存在，并且他最害怕回落到身体的那一堆“肉”中。[2]与此相反，在哈钦斯介绍的模型，以及后人类帮助造成的模型中，人类的功能扩张了，因为它所栖居的认知系统的参数扩张了。在这个模型中，问题不在于是否抛弃身体，而在于以非常具体的、本土的、物质的方式扩张具身化的觉悟，没有电子假肢（辅助设备），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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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