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类似的方向性的转变引发了这一时期（1946—1953）的梅西会议中的激烈讨论。参会者的观点在两种关于人的图景之间动摇：一种是能够自我调控的、可以截然与其四周环境画出界限的有机体，[20]另一种更具有挑战性、定义上更灵活的说法则是把人当作一种可能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自我改变的信息回路。20世纪60年代，控制论的论调戏剧性地转向灵活性。到了80年代，生物体内部自我平衡的概念已经让位于信息的自我组织理论，暗示了在某种复杂的系统中剧烈变化的可能性。[21]在当代，关于后人类未来的预言正在层出不穷，从汉斯·莫拉维克论述的智能机器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导生命形式的“后生物未来”，到更温和的并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实现的、人类与智能机器组成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所称的“智慧扩展”共生联盟的前景预言。[22]尽管这些图景在他们所想象的程度和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后人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与智能机器的接合，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接合，使得生物学的有机智慧与具备生物性的信息回路之间的区别变得不再能够辨认。伴随这一变化的是对于表意的理解和体验方式的相应转变。与拉康的由语言学和性别特征之间接合所生发出的心理语言学理论相对比，闪烁的表意是语言和机器相接合后产生的令人着迷而又让人困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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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