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这篇短小的故事范围里，这些际遇也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相关顺序来安排的。叙述者不断地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个场景，所有这些场景都只是靠微妙而随意的线索相联系。这种不连贯性使得叙述成为由模式的组合和分解构成合成文本。没有与文本相应的自然身体，仅仅只是在文本中有自然的身体。正如其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身份融合在印刷排版中（“我是一个……的点”），并且进一步与引力坍缩(gravitational collapse）的计算机模拟这类高科技重构合并在一起（我是一个无限炽热和致密的白点)。能指像星体坍塌一样变成发散的物质，接近新星的临界点，随时可能爆发成为闪烁的表意的扩散波。
在使行动变得熟悉的文化编码与改变传统预期的新词拼合之间这种爆发性的紧张关系绝不仅仅只建构叙述，它们也构成叙述者。这种叙述者，与其说是被赋予似是而非心理的讲述声音，不如说是作为一系列推动新型主体性的裂变和位移而存在。为了理解这种主体性的本质，我们来想象一条从故事的讲述者出发、经由专业向着某种题外的目标呈拱弧型变化的轨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所赞同的价值和存在的共同体——当他提到那些用文字编织成作品韵律的传统故事讲述者时在脑中设想的共同体—微弱地与“歌中之歌”以及部落长者的印象相应和。[39]覆盖在这之上的是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Condition）中谈论到的专业化。在这本书中，讲述故事的权力是通过获得某种特定凭证来认定的，这种凭证使一个人有资格成为某个专业共同体的成员，专业共同体在物理意义上是分散的，在电子意义上则是紧密结合的。[40这一阶段轨迹是通过好几种方式来表示的。叙述者是“等方向性地前进”，因而物理位置变得不再必要，和故事的生成也不再相关。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他在共同体中的物理参与，而是来自他对于高科技语言的掌握，包括信息激素，甲基异氰酸盐，凝胶重塑DNA，以及乌兹生化子弹。这种权限甚至在刚一被创造出来就被替换，因为叙述的不连贯性揭示了叙述本身以及叙述者的极不稳定性，随时会突变为几乎不可料知的形式，故事中用高科技的身份转变的性欲爆发来表现，但这种爆发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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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