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判断——对信息技术的重视将把模式/随机性推到历史的前台而把在场/缺席送入背景—是正确的话，其可能引发的后果将会跨越叙事，进入许多文化领域之中。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物质性和实体的系统性贬值”。我发现这种趋势很讽刺，因为正是物质条件和实体体验的改变使得这种转变能够根植于日常体验之中。我在这里所写的全部，是为了表明模式和在场是处于对立关系两方的东西。关注重点越倾向于一方，另一方就越少受到注意和重视。当一个人在模式与在场相互加强支持的可能性中获得乐趣时，完全不同的阅读便出现了。保罗·维内里奥（Paul Virilio）发现我们无法追问信息技术是否应该继续发展。[45]既有的市场力量已经在发挥效用，我们肯定会发现我们在一个把我们建构为实体化的虚拟体的环境中生活、工作和娱乐。我想我们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最好的希望就是在之上贴一个说明标签—开启模式和在场互补性而非对立性的可能。信息，如同人类，不可能离开使它作为物质实体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载体而存在，而这种载体是实在化的、特定的。载体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复制。一旦构成它的特定格式消失了，丢失的数据就不会再回来。这对于这个星球和对于个体的生命形式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急切地探索网络空间所带来的新图景的时候，让我们记住物质世界的脆弱性是不可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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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