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洛克一皮茨神经元模型是一种阀限物(liminal object)、一种半抽象半具体的现实存在，而其他模型则更坚定地扎根于物质领域。控制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有用(worked)。如果你不信，请看威廉·格雷·瓦尔特(William Grey Walter）的机器兔子，当电量降低时，它会为了电子化学的胡萝卜而回到笼子里。也可以看看维纳的追逐灯光的飞蛾或躲在椅子下面的臭虫。按照当代的标准，设计都是简单的装置。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因为它们像作为重大结论的物理体现人类和机器人本为兄弟。对于梅西会议而言，特别重要的是申农的电子老鼠，一种寻找目标的机器，模拟老鼠学习走迷宫。还有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的自动机(homeostat)，一种受到干扰后致力于回归稳定状态的机器。这些人造物起到了改变者的作用，将人和机器等同起来；它们形成了各种故事。故事的参与者将会告诉这种等价性的意义。与正式的理论一起，它们帮助将人类建构成电子人。
电子鼠与自动机：概念与制品之间的反馈
与会者逐渐对明确地阐释决定这种讨论的深层结构的各种前提条件达成共识时，就会出现诸多澄清的契机。在第七次会议上，圣地亚哥美国海军电子实验室(U.S. Naval Electronic Laboratory) 的约翰·斯特劳（John Stroud）通过信号与噪音的二元区分，指出了申农信息理论的深远涵义。“申农先生对自己的主观愿望进行了完美的辩护”，斯特劳观察到，“在听申农的讲话时，我们必须始终记住这一点。激烈争论的产物不可能不受某一组特殊决定的影响。这些决定是他最先做出的。在任何时候，将它们普遍化都相当危险。如果在任何时候放松对于最初定义信息的方式的自觉，我们将自然而然地把所有被接受信号的残余物称为杂音或者“非信号”。[23]正如斯特劳意识到的，申农对信号和噪音的区分，有一种保守的偏见：将稳定凌驾于变化。噪音干扰了信号的精确复制，而精确复制信号被设定为预期的结果。这种理论的结构暗示，变化是需要纠正的偏差。相反，麦凯伊的理论将消息到达接收者之前和之后的差异作为自身具有的生成性的区别。在麦凯伊的模型中，信息与变化不是对立的，信息是变化的。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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