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世界残酷奇谈》(Mondo2000)，言必称后人类的转变，似乎这种转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情境。但实际上，它的影响只限于少部分人。以后，我还将回顾这个问题。
本书有个更大的叙述轨迹，从控制论被规划为一门学科的原始契机开始，经过被重新设计为众所周知的“二阶控制论”，直到当代围绕新兴学科“虚拟生命”展开的各种争论。尽管这种叙述是沿时渐进的，但本书无意成为控制论的历史记录。书中讨论的很多人物，在控制论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不打算详述他们的贡献。相反，我对理论和研究者的选择，听命于自己展示“体现主体性的具体形式与主张取消形式的论证之间，相互作用并贯穿始终的复杂影响”的愿望。这些相互作用，出现在三次完全不同的浪潮中，大致轮廓如下：第一波，从1945年到1960年，以动态平衡作为核心概念；第二波，从1960年到1980年，围绕反身性展开；第三波，从1980年至今，强调虚拟性。现在对这三个时期稍作简述。
在控制论的奠基阶段，诺伯特·维纳、约翰·冯·纽曼、克劳德·申农、沃伦·麦卡洛克(WarrenMcCulloch)，以及其他十几位杰出的研究者，每年在约西亚梅西基金会(Josiah MacyFoundation）资助的会议上碰头，以便构想一些重要的概念。他们期望将这些概念融合到通讯与控制理论，同时应用于动物、人类和机器。回头看来，有关控制论的梅西会议，即从1943年到1954年之间召开的会议，对形成新的范式至关重要。[12要想成功，他们需要一种信息理论（申农的领域），一种证明神经像信息处理系统一样工作的神经功能模式（麦卡洛克的事业)，能够处理二进制代码、能够自我复制、可与生物系统相提并论的计算机/电脑（纽曼的专长），以及一位能够挖掘控制论范式的内涵并阐明其巨大意义的梦想家(维纳的贡献)。这项冒险事业的惊人结局，不是别的，恰是一种看待人类的新方式。自此，人类首先会被当做信息处理实体，本质上类似于智能机器。
第一章 不断具体化的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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