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种范式的涵义是革命性的，但维纳并不愿意放弃自由人本主义主体。他对将人视为机器的观点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将人和机器一视同仁地当做自主、自律的个体。把控制论与自由人本主义相提并论时，他所遵循的思路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争论表明，人类值得委以信任，因为人类以及人类设计的社会结构，都是按照自我规范的机制运行的。[3]在维纳眼里，控制论应该作为扩展自由人本主义的手段，而不是要颠覆人本主义。控制论的价值不在于证明人是一种机器，而是要证明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工作。
然而，控制论的视野具有某种特定的残酷逻辑，特别是当它浸满了战争时代的歇斯底里时，就会被用来颠覆维纳希望保存的自由主体性。在梅西会议期间，通过强调动态平衡，这种矛盾得到了部分地控制。[14]传统而言，动态平衡被理解为生命组织在遇到外部环境变化或者冲击时，保持稳定状态的能力。比如，气温升高，人体流汗，因此体温保持相对稳定。在梅西会议期间，自我平衡的理念延伸到机器设备。像动物一样，机器可以利用反馈回路维持自我平衡。长期以来，反馈回路被用来增加机械系统的稳定性，并且，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蒸汽机技术及其相应的控制设施—比如节速器——的不断完善，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但是，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理论家才将反馈回路明确地界定为信息流。控制论诞生于控制理论与新生的信息理论相结合的19世纪。[15]语源希腊词汇“steersman”，控制论（Cybernetics）明确昭示：信息、控制和传播，三大强力要素联合行动，将会造成有机体和机械体前所未有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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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