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蒙特一史密斯的观察当然会挑明另一层涵义：心理的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其他与会者的反应表明，这层涵义恰好就是他们最急于抵制的东西。他们特别讨厌反身性问题，以个人形式表示这些声明不是关于世界的主张而是自身内心状态的宣泄。最先为这种不和谐的可能性发言的是劳伦斯·库别，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精神病医院（YaleUniversity Psychiatric Clinic)的心理分析家。库别的回应激怒了其他与会者，因为他将与会者对他（的理论）的批评解释为与会者的无意识抵制而不是科学争论。在报告中，他的措辞更加得体，但观点的反身性锋芒依然清晰。在出版的会议副本中，他的陈述占据了比其他与会者更多的空间，大概占总体的六分之一。尽管不断遭到物理学家的怀疑，他始终捍卫自己的立场。在他的阐释的中心，是语言多重编码的本质，既作为说话者用来交流的工具，又作为一面自我反照的镜子，镜子揭示的比说话者知道的多。就像麦凯伊的信息理论，库别的心理分析方法将反身性建成一种模型。同样像麦凯伊的理论，库别的主张也遭到了强烈的（有意识的）抵制，要求可靠的量化。
库别的观点将会作为跳板，藉此考查反身性在梅西会议期间的作用，以及梅西会议结束后反身性对某些与会者生活的影响，尤其是玛格丽特·米德、格雷戈里·贝特森和他的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森。将梅西会议与凯瑟琳·贝特森对1968年的一场类似的会议的说明进行对比，将会揭示梅西会议期间反身性的全部涵义很难被承认的原因。一旦观察者被包括在内，图景结构的裂痕就会四处扩散，直到控制语境的各种观点分崩离析，就像被巨石砸中的挡风玻璃一样不可恢复。梅西会议参与者应该对反身性保持警惕，因为它的每一分潜力都像他们所怀疑的那样具有爆炸性/争议性。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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