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弗兰克·弗里蒙特一史密斯(FrankFremont-Smith）坚持观察者在建构“中间人”(man-in-the-middle）情形时的作用。“也许人永远不只是在两个机器之间”，他指出：“当你研究他时，他肯定就不只是在两个机器之间，因为你就是那个正在向他制造输入信息的他者。由于你在研究他的事实，你正在研究并且正在改变他与机器的关系。”斯特劳通过一个启示性的图景来应付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对观察者的采用/推广。这个图景努力将观察者转化为“中间人”。“人类是最神奇的仪器/仪表组合”，斯特劳观察道，“但是就像所有可移动的仪器/仪表设备一样，人类观察者的工作/运行是嘈杂的、不稳定的。不过，如果这些就是你的所有仪器/工具，你就不得不用它们来工作，直到有更好的东西”[32]。在斯特劳的评价中，人类从一个开放式的系统转换为可移动的仪器/仪表装置。这个图景暗示，仪器/仪表可以不和两个机械终端进行物理链接。这种紧密的物理链接的缺失，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连接。它并不否认缝合，缝合将人建构为信息处理机器，信息处理机器被连接到封闭的线路。封闭线路理想的工作状态是自动平衡，但在实践中是嘈杂的、不稳定的。
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回应道：“斯特劳博士，你不能排除人类。因此我现在说的以及努力强调的是，由于这些限制，它可能在普遍的层面上对于科学研究者是恰当的。科学研究者我们必须与人打交道，尽可能多地运用有关‘人类像什么’以及人类怎样工作/运行’之类的观察”。[33]正如他转向形式策略所暗示的，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对自己的观点重新回到客观主义思想感到沮丧。他的意见切入与反身性相对的客观性。正如麦凯伊的结构信息模型一样，反身性将“中间人”向心理学的复杂性敞开，以便他不再被建构成像输入/输出装置一样工作的黑匣子。有人害怕在这些条件下，可靠的量化变成无从捉摸的或者不可能的，科学也滑进了主观性，对于很多与会者来说，主观性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科学。在确认传统观点，科学应该怎么做，在战后麦卡锡主义阴云笼罩的战后语境中，自动平衡暗示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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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