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绝不仅是更少的焦虑。
尽管麦卡洛克将库别视为实验主义者，但库别从梅西会议伊始就抵制堪称麦卡洛克工作特色的简化方法。在第一次会议上，库别表达了他对将复杂的心理现象简化为机械模型（将人等价于自动机器）的焦虑；在第六次会议上，他还是坚持抵制。在《神经潜力与人类适应》中，他解释了为什么没有考虑反馈机制/机理的原因：“我想弄清楚神经过程在医学中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没有这一步，如果只是为了对它进行数学处理，我们很容易陷入过度简化的危险。”[35]库别强调的不是数学模式而是心理过程的反身性。第七次会议上，在《语言形式与神经元中象征功能的关系》中，他坚持“人类组织/机体具有两种象征功能，一种是语言，另一种是神经感动”。并且，两种功能聚合在相同的言辞（utterance）中。弗里蒙特一史密斯阐明了这种观点，“库别真正想要说的是，语言是一种双重编码：既是关于外部世界的陈述，也是关于内心世界的陈述。正是这种双重性给语言带来了意识/无意识性质”[36]。
根据这种观点，预期作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的陈述(statement)贯穿了对说话者内心状态（包括无意识的神经过程）的反映。如果一个科学家否认这种情况，坚持认为他/她只是在言说外部现实，那么这些反对意见本身就可以作为无意识动机的证明/证据。对麦卡洛克这些一心希望对精神过程（mental processes）给予客观解释的实验主义者而言，心理分析无异于魔鬼的把戏，因为它颠覆了说话者与语言之间的距离，将原本属于科学争论的东西变成了柏油娃娃(tar baby)，身上沾染/缠绕了太多无法摆脱的东西。
反身性言辞观念给科学客观性造成的破坏，被麦卡洛克1953年在芝加哥文化俱乐部（ChicagoliteraryClub）的一次演讲中毫无保留地抖落出来。演讲的题目叫做《谬论的终结》，疯狂地指责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37]麦卡洛克感到，如果所有的科学语言都染上主观性，那么科学理论必然无法摆脱人类的弱点和过失(foibles and frailties)，很可能沦为为主观的存在。为了显示这种紧密耦合(close coupling)可能对科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麦卡洛克采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作为研究案例。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既助长了紧密耦合的观念，又不知不觉地体现了紧密耦合观念。麦卡洛克猛烈攻击弗洛伊德，指责弗洛伊德转向心理分析是因为想挣比当一个犹太医生更多的钱。麦卡洛克详细描述弗洛伊德的性生活，暗示弗洛伊德将“性”作为理论核心是因为他自已在“性”方面遭遇了挫折。麦卡洛克将心理分析家贬斥为假充内行的骗子/庸医，动机贪婪，只要病人有钱就骗。麦卡洛克还嘲弄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分析家使用的经验证据。在讽刺性的结论中，麦卡洛克告诫他的听众不要去和心理分析家争论。他预言，（如果去找心理分析家）人们得到的关于自己病情的心理分析都会成为自身无意识敌对行为的证据。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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