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黑格尔当时对政治局势的态度和对德国前途的乐观展望，特别表现在1807年1月他给一个学生叫蔡尔曼的信里。他写道：“只有知识是唯一救星。唯有知识能够使我们对于事变之来，不致如禽兽一般，木然吃惊，亦不致仅用权术机智以敷衍应付目前的一时。惟有知识才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国家灾难的起源认作某某个人智虑疏虞的偶然之事，把国家的命运认作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目可以使我们不致徒兴强权之胜利与正义之失败的浩叹。法国人经过革命的洗礼[1]，曾经从许多典章制度里解放出来……这种死板的[2]制度压迫法国人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有如枷锁。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法国的个人，在革命震动期间，曾经破除畏死之心，洗掉礼俗的生活，因为生死的念头当时代大变革的时候，对于个人已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法国人所表现出来以反对其他民族的伟大力量，都是由于为这种革命所鼓舞。因此法国人就胜过了那还在朦胧中没有发挥出来的日尔曼精神。但是如果这些日尔曼人一旦被迫而抛掉他们的惰性，就会激励起来奋发有为。因而在他们接触和战胜外界事物的过程中，仍能保持其内心生活，也许他们可以超过他们的老师。”3]
精神现象学（上卷）
[1]初版此处尚有“自由”二字。——编者注
[2]“伦理出发”初版作“家的立场”。——编者注
[3]“时代”初版作“当时”。——编者注
[4]初版此处无“反动”二字。——编者注
[5]黑格尔：《通信集》，1952年，荷夫麦斯特本，第1卷，第119页。
[6]黑格尔：《历史哲学》，1956年三联书店版，第70页。
[7]初版无“他暗示”三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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